中国河北省涿州工人在清理遭洪水淹没的街道。（2023年8月9日）
7月底8月初，中国北京和河北遭遇洪灾，损失惨重。洪水退去，面对灾民的是被洪水淹没冲毁的家，财产全毁，庄稼绝收。如何重建家园，恢复往日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在家园被泄洪受淹后，如何得到政府及时并合理的赔偿，是灾民切身利益的当务之急。
中国官媒说，河北7400万人口中的5%受灾，数十人丧生，4万多所房屋损毁，15万5千多所房屋受损，直接经济损失约1000亿元人民币。
河北一些县市不仅遭受人力不可抗的洪水天灾，更要承受泄洪带来的人祸。中国水利部部长李国英8月1日要求“确保雄安新区、北京大兴机场等重点防御对象绝对安全”。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表示，要坚决当好首都的“护城河”。
在中共当局的这些命令下，有关部门启用了河北7处蓄滞洪区泄洪，致使本不该被淹的涿州等地遭遇了灭顶之灾。
赔偿以23年前的规定为标准
中国目前施行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规定，蓄滞洪区内的居民为流域防汛做出了贡献，有权利得到国家的补偿，确保尽快恢复生产生活。该办法在23年前的2000年5月27日由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发执行。
这个办法就补偿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农作物，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补偿；专业养殖和经济林：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0%—50%补偿；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其他财产：按照水毁损失的50%—70%补偿；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国土规划博士王维洛说，这个办法中所说的“补偿”这个词是错误的，这里不应该是补偿，而是赔偿。他说，“补偿”表示，给予补偿者，就是政府它的一个善心，他是个好人，是个善人，他出于好心给你一点钱。而赔偿呢，就是给予赔偿者，就是说政府，它在法律上是犯错的一方，就是我们说的规划错误，他是过失的一方，必须要赔偿。
他说，1963年海河流域发大洪水后，在之后的几十年，海河流域就出现了一个长时间的干旱期。面对蓄滞洪区的闲置，当地政府和规划部门开始打蓄滞洪区的主意，先是种庄稼，后来就开始在那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人算不如天算。当时政府的错误规划为日后的灾难发生种下了恶果。今年北京、天津、河北普降暴雨，引发洪水，蓄滞洪区首当其冲成为当局舍弃的棋子。
“它的整个的土地利用里面，是中共政府的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叫什么错误呢？这个错误叫规划错误，”王维洛说。
王维洛博士指出，中共在这一次使用的蓄滞洪区里面安排了这么多的住宅，这么多的农村，像霸州、涿州等地区，都是同样的问题。
一夜之间打回贫困
8月11日保定市2023年洪涝灾后重建领导小组印发的《保定市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相关政策》规定，“房屋倒塌的按4万元保额赔偿”，“每户室内财产保额按5千元进行赔偿”。对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参保地区人员死亡的，每人给予救助赔偿5万元。
王维洛博士说，如果按照当局对房屋倒塌灾民只赔偿4万元，灾民要恢复到灾前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个正当的要求，就无法达到，5千元的财产赔偿也弥补不了实际的财产损失。他说，这都将造成受害者极大的经济损失，可以说，一夜之间把他们打回到一个贫困的状态，就是把习近平的脱贫的伟大的功绩全部给抹杀了。
他说，“你规划错了，你就得赔人家，否则没人守法的，以后没人守法。”
王维洛以德国的类似赔偿为例说，如果是政府的错误导致民众房屋被淹，财产遭受损失，政府要赔偿全新的房子，包括搬迁费、临时居住酒店等费用，也全部由政府买单。
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说，洪水是中国政府泄的，错误在中国政府，就必须全额对被动受淹群众进行赔偿。
“我认为，首先赔偿的标准就不够公平。你知罪犯罪，知错犯错，那么你就应该原价赔偿，而不能是折扣赔偿。第二点，中国的折扣赔偿能不能落实，在我看来那是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基数太大了。你想一条人命才两万块钱，他为什么要标这么低的价格，淹死了一个人，我才给你两万块钱，那是因为死掉的人的基数太大了。我相信如果要死掉，就像中国政府所颁布的就那么几十个人，那么中国政府赔偿也都很容易。”
此外，他还表示，即使中国政府承诺赔偿，最后赔偿金能不能到位，也值得怀疑。
“中国政府在历史上从来是说话都不算数的，中国政府的形象，一直都是出尔反尔，没有契约精神，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中国才会有秋后算账这样的词汇。这就是中国政府不诚信的体现。”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用二十多年前的物价指数作为今年赔偿灾民经济损失的基数，是丧尽天良的霸道行为。试想，23年前的2000元至少值今天2000元的十倍。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义说，中共当局用二十三年前的赔偿标准来补偿现在的洪水灾民，对那些牺牲小家，保全大家的灾民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很无耻的。
“所以政府用这种把这样的这个老皇历拿出来，用这样一个标准来做补贴。这其实是对全世界的人的智商的侮辱”。
他说，现在中国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陷入困境，一些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面对这样大的灾情，地方财政更是无以应对，就想出这些官僚的歪招，把以前的老皇历翻出来，应付老百姓。
对于中国政府用二十多年前的补偿标准来赔偿因当局规划错误而受淹的灾民财产，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发推说，“这哪是对灾民进行国家补偿，简直就是打发叫花子。这样的‘国家补偿’令人发指！”
有网民说，洪水赔偿，只有两样不赔：这也不赔，那也不赔。
还有网民把台湾和中国受灾民众得到的补偿进行了比较：“台湾受灾民众一亩地补偿6400新台币（约1460人民币），中国受灾民众一亩地补偿40新台币（约9元人民币）。”
赔偿：腐败、歧视和感恩戴德
观察人士称，中共当局的赔偿标准严重违背了他们倡导的“与时俱进”的政策。此外，他们指出，在财产损失是否是蓄滞洪所致的认定和评估上，在如何界定赔偿的基数和百分比的问题上，为贪官利用职权腐败，中饱私囊打开了大门。
中国是个官员系统性腐败的国家，大凡手中有一些权力的大小官员，利用一切机会谋取私利，是个大概率事件。以农作物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的补偿办法为例，50%和70%的补偿之间有20%的差距。在什么情况下给70%补偿，什么情形下只同意给50%，这里边不仅有权力寻租的腐败，还有灾民受官员压榨、盘剥的可能。若在认定上双方谈不拢，矛盾激化，还可能酿成恶性事件的发生。
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一些灾民8月4日到河北霸州市政府前示威，抗议当局将他们的家园因泄洪被淹，说成是降雨所致。民众在现场高举红色横幅布条：“还我家园，明明是泄洪原因，却说降雨所致”。抗议民众和现场的警察一度发生肢体冲突。在抗议民众的压力下，霸州当局不得不在8月5日发表公开信，承认泄洪导致了当地居民受灾，并承诺将给予补偿。
北京的独立评论人士彭定鼎说，在洪灾财产损失的评估问题上，灾区民众的切身利益将完全掌握在地方官员手中，任其宰割。
“因为像这种补偿，涉及到对财产损失的评估，这一点他给了基层政府上下其手的极大的机会。你们家的田，损失是多少？是五万还是五千？是我说了算。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在评估的时候，地方政府权力会极大极大，几乎是一手遮天的权力。”
他说，如果这个评估全落在了地方政府，100%必然发生严重的腐化和滥用职权。
“如果评估权在地方政府的话，那他们（老百姓）就是案板上的肉，案板上的羔羊，随便被人宰割的。”
彭定鼎说，对水毁财产损失的评估应当由专业第三方机构来做，而且必要的话，由两个独立的机构来做，最好是由受灾者来指定的、跨省市的、有公信力的机构来评估，才能更客观，更能保障当事人的权益。
观察人士说，中共当局在大难临头时，为了保住他们所说的“大局”、“大家”，以所谓“顾全大局、深明大义”的高帽利诱群众，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小家”。一旦灾难过去，群众被利用的价值丧失后，当局就又恢复了与民众对立的真面目。
中共当局日前向涿州灾民发放的《受灾信息收集表格》其中，不仅要调查群众“是否是党员”、“是否为两委（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干部”、“是否为村民代表”，还竟然要调查“有无上访记录”、“预估受灾安抚难度”等。
观察人士指出，收集这些信息是否意味着，如果是中共党内的人，体制内的人，就应该更及时、更多地得到补偿吗？反之，因为曾经上访过，不听党的话的，就会被剥夺了接受补偿的资格吗？
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说，这样的规定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就是哪些人要优待，哪些人要打击，哪些人要边缘化。他说，连救灾还要按这个政治标准讲政治。这简直是荒谬绝伦。
有网民称，中国政府的这种救灾是“感恩型救助”或“惩罚性救助”。堤坝是党决的，水是党放的，死了人，塌了房，不但不能讨回公道，还要感激水淹之恩。
截至本报道发表时，保定市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有关灾区赔偿的询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