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已发现其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才会提出希望完善民营企业经商环境的三十一条意见建议。（资料照片／美联社）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连续三个月超过20%以及上半年经济成长率5.5%低于原先预期后，为了解决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中国政府在本月提出要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经商环境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包含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品质发展等共有三十一条意见。但是，中国所提出的政策方向能否让中国经济重回成长的道路，值得进一步关注。
中国推动市场化的挑战
第一，就中国推动市场化或改善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而言，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应是习近平与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等前 中共领导人最大的差异之处。有别于邓小平等人持续对外开放与吸引外资赴中投资，习近平对于本国企业赴海外上市以及外国企业赴中国投资的干预已愈来愈深。过去中国政府对于蚂蚁金服与腾讯等数位平台业者的资料管制以及共同富裕政策的执行，已使得中国本土厂商与外国厂商的财产权无法获得保障，只要财产权无法确立，则“市场”自然就不存在，更不用谈市场化的问题了。
因此，若中国政府想要营造市场化的经商环境，则其必须先获得民营厂商的“信任”，信任如同中国政府的声誉或厂商的商誉，中国声誉累积花费许久的时间，但近五年已消耗殆尽，这是中国要重新推动市场化的挑战。
香港国安法与反间谍法伤害最大
第二，就法制化而言，一个国家法制环境的建立是否完善是该国市场经济能否顺利运作的重要基础，换言之，市场经济运作的前提是财产权可以确立，以及市场供需双方可以共同决定市场的价格，可惜的是，中国过去所推动的香港国安法以及今年七月实施的反间谍法，都是持续提高政府介入市场交易或影响厂商经营的手段，与这三十一条意见的提出是相互冲突的，在此情况下，包含红杉资本或华尔街金融业者等外商纷纷将中国部门成立为一家独立公司，以避免因为使用中国资料而触动反间谍法。
若一个政府是希望完善法制环境，则该国的民营厂商或外国厂商的经营权力应可以获得保障，无须将中国公司的资料独立于其母国公司之外，因此，中国目前法制环境对厂商经营的影响应是负向而非正面的。
一带一路恐无加分效果
第三，就推动民营经济推动高品质的发展而言，这如同一个国家对于研究与发展的努力程度，当一个国家投注于研发的资源愈多，该国厂商可以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几率也会愈高，因此，中国推动高品质的民营经济发展应有助于提高“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一般而言，一个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其品质应是正向关系，若这些产品可以销售到所得较高的国家或国际市场，则厂商可以获取的利润也会愈高，但是，根据美国商务部资料，今年1至5月，对美最大出口国前三名，分别是墨西哥的1950亿美元、加拿大的1760亿美元与中国的1690亿美元，换句话说，中国今年有很大几率无法连续16年居对美最大出口国。这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采取高额进口关税以及科技管制所带动的国际供应链移转效果已逐渐显现所致。若中国高品质产品仅能销售至一带一路的国家，则在一带一路国家普遍面临巨额偿债压力的当下，中国推动民营经济推动高品质的发展可能无法成功。
由上述讨论可以知道，中国政府已发现其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才会提出希望完善民营企业经商环境的三十一条意见建议，然而，若中国经商环境的改善可以降低连续三个月超过20%的青年失业率以及发展以国内需求为主的内循环，则中国的经济仍有成长的可能。可惜的是，在美国对中国科技管制趋严以及中国连续推出香港国安法或反间谍法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作法并无助于留住人才或厂商，因此，中国政府虽然意识到中国经济衰退的问题，但是，其提出的三十一条建议是否可行，需视其能否建立让本国或外国厂商信任的法制环境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