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央商务区大楼，摄于2021年11月23日
中国经济正在受到重创。据官方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23年上半年实现了5.5%的强劲增长。但是，非官方的数据显示，情况似乎比这要黯淡。然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简单的经济放缓是可以控制的，该政权担心的是金融风险。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共政府通过债务融资的大量资本注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省级领导人举债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家庭借更多的钱来购买更多的房子。企业领导人从银行借钱，为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提供资金。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8年，一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仅为27%。尽管如此，到2022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72%，而且不包括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相关的大量非官方政府债务。根据多种说法，中国的债务现在超过了GDP的300%。相对于收入而言，中国家庭成为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家庭。
房地产城镇化热潮的快速降温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某些情况下，地方政府本来可以从出售土地中获得超过50%的收入，但现在地方政府的收入面临崩溃。开发商站在破产的边缘，未售出的房屋过剩。负债累累的消费者没有兴趣购买更多房屋，他们希望房价上涨。中国的根本问题变成了这种贪婪所带来的所有债务。
据官方统计，中国的不良贷款率高达1.6%，略低于3万亿元人民币。然而，即使是温和的质疑，也会发现这些数字似乎值得怀疑。举个简单的例子，仅实际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和碧桂园的债务就相当于中共官方的不良贷款价值。尽管两家开发商通过债券持有人、预售单位和供应商，都拥有非银行债务人，但它们的债务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也说明数据并不能真正显示财务风险。
江苏省苏州市太仓市的恒大文化旅游城是一个混合用途的住宅-零售-娱乐开发项目。该项目已于2021年9月17日停止建设
中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似乎越来越摇摇欲坠。中小型银行官方的资本水平极低，甚至更大的银行也规定了现金提取限制。被称为理财产品公司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正面临巨大压力，一些机构停止了客户的赎回。
过去10-15年，北京决策者所鼓励的债务快速增长限制了选择方案。当面临非官方放缓时，北京只是增加了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和固定资产贷款。即使是现在，贷款总额增长也比名义GDP增长快两倍。增加支出的呼声进一步违背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现实，即银行缺乏增加大量贷款所需的资本。
标准普尔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根据官方数据，中国的银行也面临着到2025年满足银行监管所需的超过5,000亿美元的资本缺口。即使是中国，最终也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银行需要还款才能提供更多贷款。
冷酷的现实是，额外的贷款不仅对刺激增长收效甚微，而且中共缺乏参与任何重大刺激的金融能力。此外，目前还不清楚中共能做些什么。住房供应过剩，供过于求是各行各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刺激措施是否会解决或加剧导致通货紧缩的问题。
如果没有硬通货从严格控制中渗入，中共就不能指望大量资金流入来稳定国内财政。不仅外国投资下降，而且中国所需的绝对数量也使流入量相形见绌。金融服务业规模接近50万亿美元，即使去年创纪录的8,770亿美元，年贸易顺差也无法达到帮助刺激经济或稳定银行所需的金额。
那么中共能做些什么呢？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是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如果北京削减对破产行业的贷款，它实际上就是允许支撑公众情绪的重要部门崩溃，比如房地产和国有企业。认识到不良贷款的泛滥需要一个复杂的计划来重组银行业并减记其贷款价值。到目前为止，中共似乎没有政治意愿来解决银行业根深蒂固的结构性问题，所以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
如果他们有这种倾向，他们必须认识到防止问题恶化所必需的重大痛苦。这将需要巨额资本来重组银行业并注销大量贷款。这将需要重新评估大量资产，如房地产，以其更能反映现金流基本面。
就目前而言，北京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推迟不可避免的选择，他们宁愿等待，玩时间游戏。清算是否会到来已经不是个问题，问题是调整幅度将有多大。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是富布赖特大学（the Fulbright University）越南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汇丰商学院的教授。他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作为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在越南生活了十多年，然后移居美国。
原文：“The Mounting Risks in Chinese Banking”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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