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放弃世界上最壮丽的日落场景，只为目睹一眼纽约市的摩天大厦建筑群，大厦蔓延直至纽约天际，瞧！人的意志！──安兰德，《源泉》
安兰德（Ayn Rand）曾经构思过一部关于原子弹发展的电影，她将原子弹的发明与创造“代表人的伟大与救赎”，因为只有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理性与自由的人们才制造的出原子弹，而像希特勒这种蛮横的暴君与极权体制，不可能强迫有脑的人工作。所以，美国不是因为偶然才在与纳粹的核武研发竞争中胜出，而是在独裁与自由之间的公平战斗中，自由必然获胜。
安兰德希望透过这个剧本传递一个讯息：人可以强大到控制宇宙的力量，但没有什么能够控制人，被当时的人们认定无坚不摧的极权体制就更不用说了。相当可惜的是，这部名为《最高机密》的电影后来因为种种因素没有机会问世。
安兰德为俄裔美国籍作家和哲学家。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如果让安兰德来写山道猴子？
安兰德曾经为了这个剧本访问奥本海默两次，奥本海默相当激赏她对纳粹没能研发出原子弹的诠释，并兴致勃勃的述说曼哈顿计划给了他们这些科学家多大的自由，奥本海默的天才与迷人曾经让安兰德欣赏，虽然对于他过度的道德自责并不以为然，后来，由于奥本海默公开反对美苏核武竞赛，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两人渐行渐远。
安兰德后来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有一个由于爱慕虚名与心志不坚，因而放弃“理性力量无限”信仰，逐渐堕落的邪恶物理学家施泰德（Robert Stadler），其原型就是奥本海默，安兰德甚至直接借用了奥本海默办公室的细节。
安兰德在学院知识系谱中近乎聊备一格，这与她的影响力形成强烈对比。她高度具有政治教义的小说在50年代得到了从保守派到纽约知识分子的赞誉，从80年代的雷根主义到近年的茶党，都看的到她思想的影响，地位堪称保守派教母，美国特色的保守主义底色更多是安兰德而非托克维尔，川普更是自比为安兰德小说《源泉》中的天才建筑师罗克。
安兰德的作品反复出现特立独行、蔑视成规、厌恶庸俗的人物，这些人物坚信自己的信念，他们的活力来自于与迂腐大众以及愚蠢当权的对抗，也从不内咎，颇具几分尼采味道。安兰德的小说情节或许超现实，但虚构的人物角色却因为个人主义的激情而动人。
这样的典型人物实际上与“正统”的保守主义格格不入，道地的托克维尔信仰者并非不认可激情于政治生活中的益处，然而他们更相信与体制的妥协才能锻造健康的公民文化，然而对安兰德笔下正面的小说角色来说，坚持精神的完整，宁折不弯，在外人看来简直过于傲慢，其“保守主义”更与盎格鲁新教徒心目中的山巅之城相去甚远，好莱坞才是安兰德心目中的个人主义圣地，这个地方意味着自由、冒险、投资、回报，以及蔑视清规戒律的不羁生活。
罗克就是这种典型人物。这位孤独的天才建筑师不渴望同侪的认可，不追求同温层的亲密温暖，对他人漠不关心，是因为他理解人类的生命本质是自我的成就与实现；罗克的生命因此充满与体制抗衡的磨难，然而这样的磨难却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自我或集体的救赎，而单纯是生命的不懈奋斗。作为安兰德小说主角的完全体，罗克甚至全无心理脆弱与道德负担，对于性爱更是全无嫉妒，个人主义的激情是他生命的主题曲与逻辑，逻辑之下，别无伤感。
“山道的猴子”如果让安兰德来主编，就不会是个悲剧故事。
安兰德透过罗克这类人物，传达了一种思想，没有人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是对自我的坚持，彻底拒绝受制于他人，拒绝受制于任何流行的欲望与想法，安兰德称之为“最高贵的灵魂”。《源泉》最后的高潮是罗克在法庭上的答辩，他自比于价值的创造者，而其他关注他人的多数则是寄生虫。与之对比的是其他多少迎合多数的庸人，这些人的生命理想说穿了就是别人有的东西，他们要两个，来填补自我的贫乏。《源泉》中有些骇俗的名言是“我不承认任何人对我生命中的哪怕一分钟拥有权利，也不承认我对人们负有义务”。
资本主义为何值得疯狂拥护？
在安兰德理想的精神世界中，真正的自由是自我能够摆脱他人，摆脱世俗的规范，任何想靠争取他人认可来重建自我形象的意图，都是对个人主义的减损，所以，奥本海默的道德内咎在安兰德看来并不高贵，充其量反映了自我的空虚。这种迎合多数道德评判的集体主义，被安兰德视为时代的思想恶疾。个人与集体的对抗是安兰德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主题，尽管因为其说教性质而显得生硬，但无碍其影响力。由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抗，不仅仅只是政治利害上的对比，本质上是灵魂品质的冲突，安兰德据此一往无前的得出“自由必胜”的结论。
在安兰德看来，极权体制是集体主义最极端的展现，完全的控制就能达到完全的一致，这个说法并不稀奇，鄂兰与欧威尔都不会否认，但无论是《极权主义的起源》还是《1984》，都在某种程度上相信极权体制“先进”的有效控制，将彻底消解人的能动性。安兰德拒绝接受这个说法，一如对原子弹研发的判断，她坚信被国家洗脑的奴隶不可能创造出任何技术成就，极权体制可以恐吓压制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但却无从在这种条件下创造经济与社会进步所不可或缺的个体自由与独立。
极权主义不仅是不道德的政治选项，而且还是完全无用的政治体制。
艾伦伯格（Wolfram Eilenberger）在《自由之火》（Feuer der Freiheit，台湾译本作《黑暗年代的女哲学家》）中将安兰德与鄂兰、波娃以及韦伊并列，固然不能说没有道理，确实在那个黑暗年代，这四个人都深刻反思了相当程度上无关乎性别的“自由”潜能，但将安兰德并列还是不免让人感觉格格不入，不只是表面上安兰德与其他三人大相径庭的保守主义教母地位，更根本的原因是安兰德式个人主义的“超现实”。
鄂兰对于后极权时代的政治境况基本上是悲观的，极权体制对“政治”的扭曲理解，以及技术条件都不会在纳粹倒台之后消失，而现代人却很难在各种政治思想的遗产中捡拾与之对抗的理念，“没有遗嘱的遗产”是鄂兰所下的注解。安兰德则对“正确的”理念终将胜利从不怀疑，优秀的制度因正确的理念而得到证成，因此可以完全无视外在环境的干扰，诸如社会陋习与庸俗群氓等等，她笔下的小说主角一再通过与集体的对抗彰显了精神的优越与胜利。
安兰德对资本主义的辩护相当超现实，实际上非凡的生产力只是体制的附带效果，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它是赋予人“自然、健康的利己主义”，意欲帮助他人的欲望理论上在这个体制应该全无作用，激励个人的只有他们自己对自身观念与想像的信仰，“不要求任何人牺牲自己利益”的资本主义是唯一与个人主义契合的体制。
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弊病不在政治经济学，而在于它向集体主义靠拢。安兰德与自由市场的坚定拥护者米塞斯同样主张市场经济不受管制以及有限政府，但政策上的同道仍无法让两人免于交恶，最主要的原因是安兰德对于资本主义坚定的道德辩护让米塞斯也无法接受，而安兰德后来发现米塞斯只跟她在经济议题上有共识。
不论内容，单论先知般的思想风格，韦伊与安兰德最为相近，摧折灵魂的体制终将无能是她们的共同信念，这是她们很多时候被视为疯子的原因，即便具体什么体制她们的回答可能不一致。然而，韦伊用她的生命示范了一个专注于他人苦难的伟大灵魂应该是什么样子，人们也在各种苦难的幸存者经验中，见证极权体制无法将人变成他们所要样子的能力界限，相比之下，安兰德理想中的个人主义英雄，经常只出现在她的小说情节中。安兰德也并不避讳，她对个人主义的信仰近乎宗教、执迷与狂热。
存在与虚无：一个独特的思想事件
只论思想气质，波娃恐怕是安兰德最为不屑的“知识分子”。安兰德晚年在尝试将自己的“学说”系统化时，曾经考虑过“存在主义”这个名字，但后来她认为这个字眼已经被巴黎那一群在咖啡厅里伤春悲秋的人污染了。之所以曾经考虑过“存在主义”的原因是，对安兰德来说，所有的哲学思想，初衷都是“某种存在”，都是因为所有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在安兰德虚构的小说世界中，并不存在虚无，因此后来她以“客观主义”来命名自己的安兰德宇宙，然而虚无却始终是波娃生命中挥之不去的焦虑与主题。
山道的猴子肯定会在某些时候感受到生命的虚无，这可能是主角对新恋情充满防备的主因。波娃早年的长文〈皮洛士与息涅阿斯〉说的就是山道猴子的存在困境，自由与他人之间有一种模糊的关系，试图远离他人的人，同时也是在对抗他人，而最终会失去自我，波娃往后在一段段的亲密关系反复扮演掠食者的角色，目的只是为了重新提振自我，回头来看，可能是她对于自我与他人之间模糊关系与自由的焦虑探索，如果不论她对情人造成的心理伤害的话。这种焦虑在安兰德的客观主义中实属多余，而且还是庸俗群氓的特征，是客观自我向集体主义让步的结果。
鄂兰、韦伊、波娃与安兰德都以不同的方式探究了“自由”的花火，然而相较于鄂兰对现代政治的缜密解析、韦伊对于弱势伦理力量的肯定，以及，波娃最日常的生命焦虑，安兰德的自由之火，则近乎虚构，毫不现实，她的个人主义英雄只在她笔下略微乖诞的情节中驰骋，现实世界中最像罗克的政治家竟然是川普。
“安兰德”是一个极为独特的思想事件，她的理论融惯性远远高过鄂兰等三人，而这建立在虚构的现实上；虽然几无现实地基，不过绚烂的情节与炽热的激情，却让她的著作收获了远比鄂兰等三人更广大的读者。保守主义原则上并不需要她这样的“理论”，与安兰德在政治意识相近的美国人，会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教义的阐述并非他们所长，而“理论家”通常没有这类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安兰德的一生也证明确实如此。
安兰德笔下的个人主义英雄，有着一种青春特有的骄傲与活力，人们更多是在校园中发现这种品质，而不是在政治场域，她的意志宇宙与往往老成的保守主义形成巨大冲突。然而，这些冲突都没有动摇安兰德直到如今的保守主义教母地位，《阿特拉斯耸耸肩》与《源泉》都曾经被评为二十世纪百大著作前十，影响力差比圣经。
至于学院里那些备受崇敬的大思想家，则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待遇。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