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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益慈善的四大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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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不是为了反哺经济,而是让“人”的价值得以彰显,让我们学会“寻求善的能力”。

如果按照混乱程度给当下的“公共意识”做一个排序,“公益/慈善”绝对排得上前三。以至于舆论场上,对慈善和公益一直充斥着怪诞、矛盾的言论:

每当爱心人士捐建的校舍被荒废,就有人狠批地方主管部门懒政,似乎应该强制老师、孩子留守当地,才能体现“爱心没有被错付”、“善款运用充分”;

每当看到有人贫病交加,就会有无数煽情的口号泛滥,仿佛公益就是号召更多的人捐款;

每当看到公益平台经营出色、赢利壮大,就会有人大骂他们“赚黑心钱”,类似《XX筹预备上市:公益,还是利益?》的文章就会刷屏。仿佛公益人不需食人间烟火,也无需专业技能、组织统筹……

正因为对公益慈善的诸多误解,歪曲了公益事业的本质,才会让很多有爱心、有能力的公益人对公益望而却步,让亟须救助的人只能望梅止渴。因此,公益慈善的成效,取决于整个社会的组织水平,尤其是认知水平——想要说服更多人参与公益,必须对这些认识正本清源。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在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慈善和公益”没有特别的区分。而在我们的语境中,公益和慈善是两个概念——公益面向公众,解决社会问题;慈善面向个体,解决个体问题。本文不做概念的辨析,而是试图厘清对“公益慈善”普遍存在的四大误解。

误解1:公益是无私奉献,商业是唯利是图

印像中,公益是“无私奉献”,是往外捐钱,而商业是“唯利是图”,是往里赚钱,因此两者水火不容,至少是毫不相干的。很多人对“商业污染慈善”的状况深恶痛绝,他们无视公益组织的专业能力、运营成本,甚至要求取缔“盈利性的公益组织”。

事实上,商业和公益,是皮和毛的关系。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商业就像一栋大楼,而公益(慈善)就是大楼外墙上美丽的壁画。

商业和公益无法相互替代,但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商业越发达的地方,常常是公益慈善最频繁、互助互爱常态化的地方;公益越发达的地方,恰恰是私产保护力度最大、商业最繁荣的地方。相反,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常常充满贫困和不公,在这样的社会,即便呼吁公益慈善,又有多少人有能力去做呢?

此外,公益组织和公司企业一样,需要专业化的团队和持续性的经营,才可能成熟、壮大。面向社会募捐的公益组织,只要做到透明、公正、高效,完全应该领取报酬,参与者完全可以把公益做成毕生的志业。一个排斥商业运作的公益组织,无论它怀有多么高尚的理想和情怀,都因其不可持续性而惨败,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公益、商业的双赢是常态。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开设“穷人银行”,提供几美元的小额贷款,使大批的妇女脱贫致富,他自己还实现了盈利,甚至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

公益、商业的双输更是常态。很多希望小学荒芜,恰恰就是因为缺少商业思维——能够勉强承担对接任务的,就只有地方政府。而更熟悉生源、师资状况的民间基层(学校、宗族、企业等),都缺乏能力和动力。

以公益慈善为名,行暴利之实,是对人类善念的滥用。但是排斥商业,把公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或非营利组织,是不切实际,也是妄自菲薄。

误解2:公益最大的困难是募捐者太少

印像中,公益活动最难的是让捐赠者“把钱掏出来”。与此相对应的心态是,每逢大灾大难,大众都紧盯着明星、企业家的捐款数额。事实上,相比善款的使用,募捐款项其实是最容易的;相较于捐助者,对受助者的要求其实更高。

一个人的财富观,一定是价值观的表达。钢铁大王卡内基有个广为人知的看法:“一个人在富有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投资家坦普顿的座右铭是:“付出即拥有。”他认为,物质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乐意掏钱行善的人,才是真正有见识的人。因此他们最大的成就和享受,就是拼命挣钱、拼命捐钱。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洛克菲勒慈善基金会1914年捐资修建的。

为什么这些成就卓著、富有远见的企业家,都热衷于公益慈善?因为对他们来说,成就感、荣誉感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相比“挣不完、花不完的钱”,他们更愿意追求“社会的尊重与认同”。外人看到的是行善者的付出,慈善家计算的却是自己的所得。敏锐的慈善家甚至会时时提醒自己:“当行善的机会在拽我的袖子时,我能发现吗?”

一场良性的公益活动,至少包含三个环节:

·捐助者的慷慨大方;

·公益组织的透明专业;

·受助者的自尊自立。

——三个环节,越往后越难。

相比“捐赠者的慷慨”,更难的是“善款应该如何善用”。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整个社会要对公益组织开放,有开放才有竞争,有竞争自然会筛选出专业的人才和组织,善款善用自然不是问题。被误解、忽略最深的,是受助者。

公益慈善,对受助者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首先,大众对受助者的期望是“常怀感恩”。受助者应该知道,陌生人并不亏欠他什么。

著名宪法学者王人博教授所说:“虚荣可以容忍,忘恩负义不行”。人们为什么痛恨忘恩负义?因为人类认可的正义,就是“让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东西”。

退一步说,即便捐赠者的目的就是“满足虚荣”,他付出的也是自己辛苦赚来的、别人又急需的真金白银。而且,他的乐善好施,可以激发大众更加慷慨。

捐助者沽名钓誉、虚荣浮夸,不过是败坏了自己的付出,但受助者的忘恩负义,则是败坏了爱心和正义,断送了他人和自己的后路——在疫情、水灾最惨烈的时候,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和事,寒了多少人的心?

其次,受助者应该争取自立。中国有句俗语:救急不救穷,这句同样适用于公益慈善。危急时刻接受捐赠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不再靠捐赠活着,直到反过来帮助他人、传递爱心。

就方式而言,公益慈善可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授人以鱼”的物质慈善,例如直接向灾民赠送衣食住医等生活急需品。另一种是“授人以渔”的精神公益,例如资助教育、职业技能培训,让受助者俱备养活自己、改变处境的能力。

“授人以鱼”是输血,能够解燃眉之急,但不宜长期实行;“授人以渔”是造血,见效慢,但可以帮助受助者自尊自立。如哈耶克所说“知识才是最稀缺的资源”——最绝望的贫困,是知识的贫困;最好的扶贫公益,是“缩小知识差距”。

比如捐助西部教育这件事。早期捐钱建校舍,解决了教育的硬件问题,也的确帮助了很多孩子。今天西部的很多学校,硬件设施早已非常完备。即便留守儿童,最缺的也不是物质捐助,而是“爱和心智的教育”——他们孤独、迷茫、徬徨,甚至导致孤僻、心智不健全,他们渴望陪伴,启发,引导和激励,却无法自知、无力表达……

有媒体报导,有个公益组织给学生捐赠了一批kindle阅读器。两年后发现,孩子们基本上都没有开过机,因为kindle不如手机好玩。也有人捐赠过纸质书,结果没有任何配套的推进,孩子们把它当成了额外的学习负担,再好的书也没有兴趣打开。

好在一些专业人士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教训和需求,并推出了卓有成效的行动。例如为了落实公益活动“最后一公里”的公益组织“担当者行动”。

——为了“促进乡邨孩子高品质阅读”,他们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运作机制:

·前期筹备,校长和老师一起制定阅读计划,专门设置“师生共读、轻松交流”的时间;

·精选图书,尤其是书籍的趣味性、切题性和启发性,注重青少年的心智培育;

·现场参与,邀请图书的作者或捐赠者进入课堂,与学生互动,激发兴趣,培养参与感和仪式感;

·专业领读,承担最多的“导读领航员”是教学一线的老师,长期接受专业领读培训;

·持续跟进阅读效果,对家长、捐助者,持续反馈。

2021年上半年,“担当者行动”公益组织,与先知书店书友担当团一起,将一套兼具“科学启蒙、道德修养、哲学思考”的《爸爸与小孩》送到重庆开州南雅镇中心小学、开州关面乡中心小学的师生们手中,效果就很不错。未来该公益活动还将走进江西瑞金、甘肃临夏、陕西延安等地区的基层学校。

误解3:做公益的门槛太高

很多人有一种观念:公益事业很高大上,我有心帮助别人,但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专业能力,所以我只能做公益事业的旁观者。事实上,这是把“公益”狭隘化了——公益公益,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众福祉。

对一个社会来说,公益事业的确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它需要经济发展的富余,需要民间的高度自治和协作,更需要社会大众对陌生人怀有“不求回报的爱”。

但对个体而言,公益事业的门槛并不高,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慈善家,但是人人都可以做公益。

一场良性的公益活动,至少包含捐助、受助和公益组织运作三个环节。因此,无论以任何方式参与、促进了其中的任何一环,都是在践行公益。毋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中国人的道德智慧。不要小看不经意间的小小善举,它或许就给那些身处迷茫、痛苦的人,送去了宝贵的鼓励和安慰。

朋友圈一位女士下乡时,看到无钱治病的少数民族同胞,拍下来发到了朋友圈,立即被爱心人士和专业医生看到,于是他们得到了及时的救助;

有一位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连生活都无法自理,却是“自杀求助热线”的志愿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有轻生的人打电话来,他总是这样鼓励对方:“你看看我,连我这样的人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努力实现我的价值……”

当看到灾民身处危难之中,即便没有能力捐款,无法去现场救援。可是哪怕转发一个灾区的视频,让更多人感受到同胞的苦难,一起传递消息,其实就是在做公益。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做公益的热心和爱心。比如,前面提到的“担当者行动”公益组织发起的向西部孩子捐赠《爸爸与小孩》的活动,短短一周内,就有数百位书友参与,有书友甚至捐赠了上百套。这些爱心人士有大学教授、公务员、企业家、有普通的职场中人,甚至还有农民……

可见,公益的门槛不在于身份与经济条件,而在于意愿和认识。做公益应该量力而行,尤其是要在自己的私权范围内进行。直白点说,就是有多大本事出多大力,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这是君子的智慧和谦逊,也是公民的责任和自觉。

需要时刻警醒的,恰恰是“好心办坏事”的愚昧、“慷他人之慨”的狂妄:逼人捐款绝不是公益,而是道德绑架;诈捐不仅道德败坏,更要承担法律责任。

误解4:公益对穷人重要,对富人不重要

印像中,贫困地区才需要公益慈善,脱贫后的地方不再需要。但现实恰好相反:一个贫穷的社会,最需要的恰恰是商业;一个脱贫的社会,最需要的则是公益,尤其是民间的公益。

一个饥寒交迫的人,优先解决的是温饱问题——解决之道只能是市场和商业,离开商业,无论多少输血式的“扶持”,都只是存量财富的转移,并没有增量财富的创造。财富是源源不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分配出来的,商业和市场,正是财富创造的“光与盐”。正如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揭示的:灾荒只会发生在资讯闭塞、商品无法自由流通的地方。

相反,在一个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的地方,大部分人凭着自己的能力,就可以活得很好,甚至有余力帮助弱小。当我们说“公益”时,我们说的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可持续的社会——人类本能的情感需要,一定会促使他们关注生活的质量、人生的意义。

在市场发达的地方,“慈善”和“公益”的概念之所以没有特别的区分,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保护私产、鼓励创造、民间自治”已经非常成熟,民间组织的认可度也很高,公益慈善已经成了自我实现的需要,而非救助弱小、沽名钓誉。

对公益层次的认识,还会对社会收益产生深远影响。好的公益不一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但一定是“智慧密集型产业”。保守主义思想者刘军宁,依据智慧与精神的高度将公益慈善分为三个层次:

日常社会行动。例如盖茨和巴菲特基金会,资助全世界贫困地区的食品、医疗、通信等。

建立良善的社会规则。例如一些制度型企业家,他们所做的公益,致力于变革落后地区的规则和风俗,提升民间的制度积累、自治能力。

聚焦于思想观念的产生与扩散。例如,约翰·坦普顿基金会的宗旨是:支持科学家、哲学家、神学家的对话,预告人类信仰、道德与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推动人类精神的进步,加深我们对“人与人、人与天、人与自然”的理解。

为什么说“致力于产生思想观念的公益,才是最高层次的公益”?因为财富是人类思想观念的物化。财富易变易逝,人的肉体会衰残,唯有文明可以传承,精神可以不朽——精神的繁荣,高于且先于物质的繁荣。

古罗马的公共建筑曾经多么辉煌壮丽!但如今不过是一堆残垣断壁。相反,罗马法律历经千年,仍然引导着人类思考正义。汉武帝的“不世之功”早已化为灰烬,而司马迁的《史记》却万古流传。

思想领域的成就可以让人类世世代代受益,永不过时。英国人最珍视的财富是什么?丘吉尔说,大英帝国宁可失去一百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与其说这是丘吉尔对莎士比亚的独爱,不如说是他对公益最高层次的认知。

公益不是施舍,是生而为人的本能

关于公益慈善的种种挫败和诟病,在世界各地都屡见不鲜。只是随着国内公益活动逐渐增多,一些普遍的问题逐渐显露——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公益。

我们必须谦卑地承认:人类不可能消灭苦难和不公,就像一栋大楼无论再怎么结实美观,也不可能杜绝强震和爆炸——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做公益。

著名学者杨鹏先生在《为公益而共和》中,谈到自己作为公益人的体验:平等参与、公开透明、公平竞争、民主决策、照章管理的文化与制度,让每一位会员都学到了共和治理的经验:“这就是一个共同体该有的样子”。

好的公益是可复制、可持续的,它改良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是身份依附、利益算计,而是爱与美德。顺应人性、激励道德的良性公益,让人们逐步走出乌托邦的幻梦,最终积累成良善的制度规则——然而,这仍然不是我们做公益的最大理由。

做公益的最大理由,来自我们内心的声音——关爱同类,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本能。人类天生就是相互需要、相互关爱的生物,尽管我们时常因为物理、心灵的距离,忘记这种“发自天性的情感需求”。

亚当·斯密说,人类的同情心总是以自己为圆心、逐渐向外围递减:一个人如果与你“毫无相似之处”,你就很难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相反,一个人只有与你有“诸多相似之处”,他才能最真切感受到你的关爱。

什么是好的公益?它是无私的奉献,也是令人愉悦的“市场交换”:付出一方是出于爱心和美德,他们的付出其实也是一种“商品”,只是价格为零;接受一方不是出于懒惰和贪婪,在近距离的、活生生的世界里,他们更能生出真诚的感激、成长和回报。作为“普通人”,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

——尽己所能去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再将同理心扩散到自己的邻舍、同胞,最后扩及到每一个同类。当我们用行动去塑造这种有血有肉的“共同体意识”,收获到的是他人的爱和认同,以及持久的幸福和满足。为此,我们发出一张特殊的邀请函:与更多的“担当者”一起行动起来,继续为西部边远地区的中小学生捐赠一份特殊的成长礼。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先知书店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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