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仁者乐山
【周二，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博物馆的一段视频，以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为主角。
近期，华盛顿达成共识的少数几个问题之一是，美国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认识的基础上。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为，北京对自由市场的拥抱及其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但他们没有改变，而（共识因而变成）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对市场和贸易力量的信念，是天真的。
事实上，在关键的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前夕来观察中国，我惊讶地发现，这种分析方法几乎没有认清过去几十年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自1978年开始经济自由化以来，其人均 GDP增长了近30倍。大众教育和城市化改变了这个国家的面貌。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现在是中产阶级，使用信息革命最前沿的工具，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来拥有财产、创业和改变居住地，以前这些都是被禁止的。
正是为了应对这些巨大的变化，习近平推出了他的镇压和集权计划。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他确定经济自由化实际上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以一种糟糕的方式。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中，共产党正处于变得无关紧要的边缘。因此，他在能想到的所有领域进行打击——打击私营部门，羞辱亿万富翁，复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清除党内的腐败官员，并在言行上助长民族主义（主要是反西方）。
在这方面，习近平遵循了一个熟悉的模式。在自由化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中产阶级的专制国家，专制政权的第一反应是保持对权力的控制。当韩国和台湾仍是专制国家的时代，那里的经济自由化逐渐导致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并呼吁更大的政治自由——促使政权进行镇压，通常是暴力镇压。然而镇压并没有奏效，最终让位于民主。
真正要问的问题是，对其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变化，为什么中国的反制如此成功。为什么习近平的镇压运动能奏效，而其他东亚国家却没有？答案就在中国学者裴敏欣（Minxin Pei）2021年的一篇精彩文章中。裴敏欣指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的几乎每个国家，要么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国家，要么是拥有石油和天然气的专制国家。（丰富的资源使一个国家无需实现经济或社会现代化就可以致富，因为它所要做的就是挖掘自然财富。）为什么中国是个巨大的例外？
裴敏欣重新使用了以前对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区分。在前者中，政府是压制性的，但不是无所不包的压制。而在后者，如中国和苏联，政府主宰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允许独立的公民社会发展。中国共产党支配着中国的一切。当一个社会运动在党外兴起时，例如法轮功，中共将其视为致命威胁并予以取缔。
习近平世界观的核心，是他对苏联共产主义灭亡的恐惧。习近平认为，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运动失去了信仰。他认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是一个愚蠢的改革者，他开放了政治体系，结果却看到了整个国家的崩溃。他由此得出的教训就是：要加倍地加强对列宁主义政党的控制。
裴敏欣指出，在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带来的变化，导致需要越来越多的镇压——在中国（我还要加上俄罗斯），产生了新斯大林主义（neo-Stalinism）的回归。弗拉基米尔·普京和习近平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认识到，与西方过多的接触和贸易会破坏他们的统治，促使他们寻找方法，让他们的国家减少对西方的依赖，并巩固他们的个人化统治。
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正在将中国引向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国家现在再次主导经济，经济增长已大大放缓。有进取心的中国商人正在迁往新加坡和其他地方。中国社会曾经充满活力和创新的领域正在关闭。与此同时，国际上对习近平扩张主义的敌意正在增长。裴敏欣指出，新斯大林主义模式把所有变革的力量都压抑了，只留下一扇门——革命。
正如裴敏欣所指出的，到2035年，中国将拥有约3亿大学毕业生。他们会满足于在习近平的镇压统治下安静地生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