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日前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南韩总统尹锡悦于华府近郊“大卫营”举行三国领袖峰会，共同研拟安全合作方针，峰会后联名发表三份文件，同意扩大三国安全和经济关系，重申台海和平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要素，美日韩由此确定“联手抗中”，然而其重要历史意义恐被低估。
美日韩三国领袖8月18日在美国总统度假胜地大卫营（Camp David）举行峰会，中国与北韩威胁是会议焦点，会后发表“大卫营原则”（Camp David Principles）、“大卫营精神”（Spirit of Camp David）与“协商承诺”（Commitment to Consult）等三份文件，内容涉及台海安全、经济合作、南海危机、国际事务协调、北韩挑衅与核武发展、三边飞弹防御、军事技术合作、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合作等议题。
大卫营峰会联合发表三文件
这是美日韩三国领袖首次单独举行联合峰会（而非场边会议），也是拜登上任来首度在大卫营接待外国领袖，拜登对此重视可见一斑。
联合声明中，三国明指中国“在南海支持非法声索海权的危险性，以及咄咄逼人的行为”，重申反对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之企图，尤其指责在岛礁填海造陆以及进行军事化、涉嫌利用海警和民兵船只进行胁迫行动，有别以往经常刻意避免指涉或者直接论及中国；在联合声明的“协商承诺”文件，三国承诺太平洋地区一旦发生安全威胁，将迅速协调共同应对，等于联手强化对中共之吓阻力道。
除了展示美日韩“联手抗中”，本次峰会重大意义有二：其一，日韩两国虽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盟友，但是长期以来仍然存在历史嫌隙，韩国民意对于日本二十世纪初从殖民到二战时期的严酷统治遗恨仍难释怀，对日本当局多次致歉之诚意也不甚满意，凡此向来是美国巩固亚洲布局难以摆平之弱点，也是中共分化挑拨美日韩关系的重点，而在这次峰会，岸田文雄与尹锡悦在拜登面前双双再度展现合作诚意，在日韩两国民意压力之下并不容易。
其二，峰会选在大卫营举行，象征拜登不仅表现理解当前严峻形势之态度，并且诚挚邀请日韩共同迈开合作步伐，彰显三国联盟关系的重要历史意义。
大卫营曾经见证多次重要外交事件，最著名的是1978年《大卫营协议》（Camp David Accords）峰会。当年《大卫营协议》是攸关中东和平问题的重要协议，会议地点就在大卫营。1978年9月6日，在当时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邀请下，与埃及总统沙达特（Muhammad Anwar el-Sadat）和以色列总理比金（Menaḥem Begin）等领袖举行峰会，在长达12天会议之后，9月17日以埃双方签署《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与《关于签订一项埃及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条约纲要》的两份文件，统称为《大卫营协议》。
和平之路来之不易
和平之路来之不易，以埃虽然暂时和解，却导致埃及不被其他阿拉伯国家谅解，只能与巴勒维（Mohammad Reza Pahlavi）主政的伊朗维持外交，1979年巴勒维被推翻后流亡埃及，沙达特备受压力，埃及则被取消阿拉伯联盟资格，沙达特更于1981年遭到暗杀，自此以阿和平再陷僵局，直至1988年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宣布《阿拉伯独立宣言》方得缓和，距离《大卫营协议》已有十年。
由上可见，拜登政府应是花了不少心思与努力，加上日韩领袖的政治勇气，方能促成这次空前的大卫营三国峰会，而张罗这些功夫的最主要的焦点，就是团结应对中共赤化与威胁。
美日韩联盟的力量，不仅表现在军事安全布局上，也表现在经济发展现实上，例如韩国青瓦台强调，三国合作的经济实力展现在共同创造全球三分之一的GDP和贸易额。韩国总统经济事务高级助理崔尚木（Choi Sang-mok）表示，美日韩三国供应了全球八成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光是日本就占有芯片核心材料超过全球五成的供应量，三国强化联盟关系之后，也将尝试启动共同供应链中断预警系统。
美日韩在大卫营峰会展示联手抗中，是反共历史重要里程碑，对饱受中共胁迫而且压力激增的台湾而言，是相对受到保障的利害关系者，应属重中之重，然而台湾舆论甚受大选碎片化消息纷扰所困，甚至自我设限、故步自封，相关新闻报导与讨论不成比例地少，成为“被低估的里程碑”，相当可惜。
8月21日台湾国策研究院举办座谈，与会学者分析美日韩大卫营峰会是“亚洲小北约”雏型，或为“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AUKUS）的东北亚版本，也特别提醒台湾应该把握经济安全领域“抗中”局势变化，在关键地位基础上扮演更重要角色，诚哉斯言，然而从认知局势到付诸行动、具体落实，还有相当距离，国人的认知与共识，亟待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