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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专家:为何北京不刺激家庭消费?

几乎所有的本科经济学教科书都建议在经济衰退或放缓期间增加政府支出以促进经济活动。这几乎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理念,政府应该借钱在经济衰退期间刺激经济活动。那么,为什么北京在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拒绝刺激呢?北京不愿采取一些重大刺激措施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2019年3月5日,一名中国准军事警察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橡皮图章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式期间在天安门广场站岗

中国经济正在放缓。无论我们接受中国经济将在2023年“放缓”至5%的官方数据,还是有关的非官方数据,我们都同意中国经济正在受到重创。

根据经济学教科书,当经济放缓时,政府应该介入并增加公共支出,以促进经济活动并减轻经济放缓的严重程度。面对如此多的明显压力,北京为何拒绝提出刺激方案?

尽管官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仍然超过5%,但很少有人相信这个数字,而且它似乎没有体现出公司和个人的困境。青年失业率超过20%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官员们停止公布数据。固定资产增长是投资密集型经济体的关键指标,但7月份的同比增长率仅为3.4%。进口是经济扩张中健康的关键标志,但在2023年上半年萎缩了6.7%。房地产投资与相关行业约占中国经济的30%,而今年上半年下降了8.5%。即使我们相信官方的增长数字,也能看出中国经济有很多真正的痛苦。

中国经济学家公开建议政府和家庭采取刺激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华尔街预计中国全年都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支出来提振经济增长。华盛顿智库的大多数中国观察家一直在主张通过政府主导的刺激措施来提振家庭消费。这种合唱变得如此持续,以至于北京特别排除了家庭刺激支出。北京举例说,如果每个公民从政府那里得到1000元,那么实际收效不会很大。

几乎所有的本科经济学教科书都建议在经济衰退或放缓期间增加政府支出以促进经济活动。这几乎成了一种近乎宗教的理念,政府应该借钱在经济衰退期间刺激经济活动。

那么,为什么北京在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中拒绝刺激呢?

北京不愿采取一些重大刺激措施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首先,正如官方声明所指出的那样,北京的政策制定者认为投资回报率微乎其微。官方举出的例子说,如果每个人都收到1,000元,而且我们假设每一元都在年底前花掉,这可能会使GDP增加约1%,并使零售额增加约3%。更现实的是,特别是考虑到家庭债务水平很高,大量资金将被储蓄或用于偿还债务,从而大大降低对消费活动的刺激。北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投资回报。

中国上海的通勤者。摄于2021年9月11日

其次,刺激或政府援助家庭消费的呼声通常是一个周期性问题,而在中国,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呼吁刺激家庭消费的评论家正确指出,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40%左右,而美国的这一数字接近80%。许多人认为,解决方案是由政府出台刺激措施将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0%以上。这种想法错误地认为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低是历史的偶然,而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为了国有企业的利益而压制家庭福利的特意设计。整个中国经济模式依赖于抑制家庭消费来资助国有企业和中共的利益。

中共决策者将“暂时推动家庭消费”等同于“重新调整中国经济失衡所需的全面基础改革”,从而加剧了这一错误。对中国家庭的一次性提振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最小的影响,也无法解决巨大的经济失衡问题。其他国家的刺激措施被用作一种过渡措施,而中国的变革需要改革基础经济结构。主张家庭消费刺激措施的评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主张的不是简单的刺激刺激购买家庭用品,而是中共和中国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变革,而这不并会发生。

第三,中共决策者没有优先考虑家庭和个人福祉。他们给出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优先事项,即如果任何刺激措施确实到来,应该如何提振经济。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共有意识地优先通过国有企业银行贷款与国有和关联企业一起促进投资,优先促进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评论家们主张用家庭刺激去解决的问题,都是因为向政府所青睐的机构输送资本和资源而有意识地造成的。无论是技术领域的自主推动,还是从银行业到发展等摇摇欲坠的国家相关部门,以及依赖国家支持以保持偿付能力的金属,北京依赖这些公司的就业和稳定,就像它们依赖北京一样。

那么北京会怎么做呢?

北京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经济萎靡不振。但是,如果刺激措施到来,我们将会看到更多以前看到过的基础设施和奢侈支出,而不是许多人期望的模式变化。由于贷款绝大多数流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家庭根本不是北京的优先考量。

在北京,你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经济萎靡不振。不过,如果刺激措施到来,人们可以预见更多以前看过的基础设施、自给知足和奢侈支出,而不是许多人期望的模式变化。由于贷款绝大多数流向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家庭并是北京(政府)的优先考量。

通过保护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项目,北京可以展示稳定和进步。向个人和家庭砸钱则会削弱他们控制将要发生的事情、如何花钱或指导国家优先事项的能力。在中共看来,这是死路一条。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是富布赖特大学(the Fulbright University)越南和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汇丰商学院的教授。他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作为亨利杰克逊协会(the 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越南了十多年,然后移居美国。

原文:“Why Won’t Beijing Stimulate China’s Economy?”刊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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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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