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近期连番出招支持房地产市场，减首置贷款利率又下调二套房贷利率等，再出招对所谓首置资格放宽为“认房不认贷”，近日官媒更吹风拟于非一线城市将因城施策，让地方政府取消限购、限贷、限售等措施，用香港术语，就是楼市“撤辣”，吹风一出已经有媒体吹嘘新盘重现排队买楼盛况，部分售楼处更是廿四小时营业卖楼，不知情者以为内地房企违约问题已获解决。
但这是全部现实吗？还是楼市复苏只是假象？拯救楼市措施可以收效吗？
作为楼市“撤辣”的第一招，中央放宽的是所谓符合首置资格的“认房不认贷”政策，简单讲就是允许居民在当地未拥有住房的情况下，即使曾经使用过贷款购买过住房，仍然可以按照首套住房的政策申请贷款。这对于已经执行多年的“认房又认贷”的严格政策来说，今次政策改动也就是能减少首付比例，从而增加部分人购房的机会。
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超20重点省市执行首套房“认房不认贷”政策，仅少数城市仍执行首套房“认房又认贷”。
政策实施后的首个周末，无论新盘或二手楼，活跃度均显著提高，在上海有多个楼盘的成交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其中上海临港一个楼盘自“认房不认贷”政策推出后，一日的销量就追上之前的一个月，甚至接待客户至凌晨3时。有新楼盘更是利用所有机会，营销中心更决定24小时营业。
北京是本轮新政后，楼市热度回升最为明显的一线城市。9月1日新政实施后，多间地产商连夜调整楼价，并预告将会取消所有买楼折扣；融创中国旗下豪宅项目融创壹号院即日已录得56亿人民币成交，沽出169伙，即是平均每套房卖3300万人民币。至于二手物业，单计9月2日、3日两天，北京二手房成交量出现翻倍。
而作为一线城市的广州，财新网更指已率先取消楼盘限价令，虽然项目开盘前，开发商仍然要向有关部门进行价格备案，但官方不再提供指导价。一名熟悉政策的人士称，现在开发商可以自行决定价格，可涨可跌。
外界号称今次政策组合拳的支持力度为近10年最强，纵使各地特别是一线城市销售报捷，但市场兴奋热度似乎只有“几日货仔”，细心观察内地媒体报道，很快已称购买力仅是昙花一现，部分负责二三线城市内房称抱观望的买家仍是属于多数，因此市场期望内地振兴楼市可以由根本撤销“辣招”入手，包括是重中之重的限购令。事实是内地经济低迷，居民收入预期悲观，加上大批内房企业“爆煲”，在多番救市措施推出后，买楼意欲仍处于低谷，刺激楼市措施的成效似乎未有太大作用。
因此上周外媒已经有消息称，监管层决定加大扶持力度，研究出台更多措施；当中措施包括取消“北上广深”四大城市非核心区域置业限制，逐步取消过往用于遏制楼价飙升的新楼限价政策，当限价令取消，将会允许地产商以市场化定价。其中作为核心“强二线”城市南京多个核心区更率先不再需要购房证明，意味着该市主城区正式全面取消限购措施，令人憧憬政策会否在全国推行。
本港及内地近日都有评论提出，内地楼市危机已火烧眼眉，单纯不再提“房住不炒”，再加上稍为放宽限购政策，似乎未足以扭转大局，因此有不少声音提出当局可能要在局部范围内容许“房住必炒”，即是容许投资者购房，例如彻底放松一线城市“三限”（限售、限价、限购），务求带动“北上广深”楼市显著反弹，方有机会力挽狂澜。
但我对内地全面撤销“限购令”、甚至正名取消“房住不炒”能否实现仍然有很大保留，这正是源于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包括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对民营企业有奇怪的敌意，以及对福利主义的莫名恐惧，令所有救市措施都几乎注定只会失败告终。
作为国务院属下的中央直属党报，内地经济日报就连发两文，强调习近平提出的“房住不炒”的大前提没有改变。作为国务院旗下官方媒体《经济日报》先发文以《“房住不炒”定位不会改变》为题，称“房住不炒”定位仍然要坚持，没有过时，原因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分化明显，在一些热点城市，供不应求的情况依然存在，一旦炒作房价重来，又可能重走过度依赖房地产的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
之后另一篇文章《不要误读房贷利率降低，“房住不炒”的大前提没有变》，更直指部分房地产中介、营销机构利用购房者的信息不对称劣势，刻意夸大房贷利率降低对于楼市的影响，散布非理性购房，文内三次重申“房住不炒”定位或大前提没有改变，须长期坚持。
两篇文章就如冷水泼向发展商及地产代理，显然作为习近平近年提出最重要的楼市政策“房住不炒”，不可能像香港的“八万五”一样，政府不重提就等于政策有改动吧？更重要是这等于要习近平个人要承认自己昔日定下的政策有错误，这有可能发生吗？
而且按《华尔街日报》分析，习近平对西式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即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上的反对。习近平认为这种增长是一种浪费，与他把中国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目标不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Paul Krugman）近日提出中国的经济问题部分正源于习近平是一位反复无常的领导人，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问题由来已久，习近平未能充分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反映了他个人的局限性，但同时也反映了共产党内部一些深刻的意识型态偏见。
克鲁明提出，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刺激消费者支出。让国有企业与工人分享更多利润。在短期内，政府可以像美国一样直接向市民派钱。但为什么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呢？显然是出于意识型态的原因，特别是领导层对私营部门有着奇怪的敌意，包括担心让市民有能力花更多的钱就会削弱党的控制，还有一种对强大社会保障的清教徒式反对意见——习近平谴责福利主义可能会侵蚀勤劳的美德。
其结果是政策失灵，中国只能重推过去那种以投资为主导、缺乏效益的刺激政策。
显然与前任相比，习近平对国家控制的重视和独断专行的处事作风，令任何外界提出的有效刺激方案都变成没有意义。要依靠这样的一个人回心转意信服市场经济的好处，根本是天方夜谭，正如克鲁明指出，未来几年中国情况可能会相当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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