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爱知县一家丰田汽车工厂的车身焊接车间
步入后COVID-19时代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增长速度低于预期、人口发展趋势不容乐观、年轻人失业率高企、过度开发造成房地产危机、政府债务不断膨胀。这只是困扰中国经济的几个“病征”，情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不久前还想采行中国某些自上而下经济政策的美国人是否预见到了这个情况？当然没有。类似的错误，这些悲观主义者已犯过多次了。
实际上，20世纪末大部分经济评论都聚焦于日本的腾飞。就在几十年前，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很多人都做出过类似预测，称日本战后的复兴预示着美国将走向败落。很多人还主张放弃我们的自由市场政策、代之以“重手”干预；他们坚信，推行（严厉的）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
我们始终应该质疑那些以单一因素解释复杂经济增长现象的理论。曾经赫赫有名、掌控日本产业政策的通产省（MITI，也叫做国际贸易产业省），只是该国大大小小，制定经营、生产和投资的数百万计决策者之一。虽然通产省确实影响了日本经济的许多方面（其重点是加强日本工业基础和推动出口），但说它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操盘手”，有点太夸张了。
其实，日本经济上的成功，更主要的是来源于其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整体经济自由度。德克萨斯理工大学（Texas Tech University）经济学家本杰明‧鲍威尔（Benjamin Powell）指出，在1970年全世界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中，日本高居第七位。
战后日本特殊利益集团解体使得裙带关系减少、政府在联合研发方面没有施加反垄断限制、银行拥有持股自由，这些因素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推动经济出现惊人增长。此外，日本的储蓄文化及有利于储蓄的税收政策，也为经济加柴添火。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整体上处于低税、降税和自由的经济环境，再加上高额居民储蓄，使得私营部门出现一个合乎情理的投资热潮。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大卫‧亨德森（David Henderson）在报告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初期，日本私人投资总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高达30%，几乎是50年代初（约17%）的两倍；日本政府同期的经济投资与之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此外，日本一些最成功的案例都来自非通产省重点关注的行业。汽车行业就是其中之一。丰田汽车（Toyota）和本田汽车（Honda）等公司都是通过完善其生产流程[例如著名的“丰田生产体系”（Toyota Production System）]，而成为全球闻名的企业。这类创新是企业自我推动的，并非通产省的功劳。
事实上，通产省曾试图整合日本汽车行业，认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好在当时的行业领袖抵制了这一做法，否则本田等企业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全球名牌。通产省也曾试图阻止索尼（Sony）购买美国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的晶体管收音机产权，但没有成功，这对日本来说是幸事。后来的情况众所皆知，无需再赘述了。
尽管通产省扶持的一些行业现如今都获利了，但并不能证明如果当初政府不投资，它们就不会获利。同样的，日本政府推动资源再分配、将投资重点从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可能确实推动了该国经济增长，但这类政策所能取得的成果是有限的。
该国经济在转型为“出口工厂”的过程中，未能进一步发展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设置的壁垒挡住了。因此，日本虽然通过提供补贴、在生产大量供外国人消费的产品方面取得“成功”，但普通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
日本政府最后试图通过加强进口限制、扩大政府支出及发钱等方式来掩盖其政策造成的贫困问题，但让人痛苦的经济衰退证实，这些做法徒劳无益。进入20世纪90年代——即所谓的“失落的10年”后，日本经济便成了政府管理不善的典型案例。
类似的问题正在中国发生，但比日本严重得多，因为专制的共产政权只会把本已很大的问题进一步放大。现在，唯一有待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似乎老是相信那些推动政府实施产业政策、说它比经济自由制度更能确保繁荣的人？
作者简介：
维罗妮克‧德‧鲁吉（Veronique de Rugy）是乔治‧梅森大学梅卡图斯中心（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高级研究员。她曾多次在国会就财政刺激、债务、赤字和监管对经济的影响等问题作证。德‧鲁吉还曾担任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常驻研究员、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政策分析师，以及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Atlas Economic Research Foundation）研究员。
原文：China’s Economy Is Struggling—Still Want to Emulate It?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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