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媒体网易新闻曾披露，关乎中国6亿农民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被提请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初审，声称农民会获益。当时就有评论认为，只要中共一党专制在，农民就不可能真正获益。图为北京街头为谋生而离开农村的农民工
地方债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雷区。而在地方债之外，还有村级债。9月4日，陆媒《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揭开了中国村级债务的面纱：中共农业农村部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在全国70万个行政村中，村级债务总额已达到9,000亿元，村级组织平均负债达130万元；而且，从南到北，从西到东，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所调研的村庄几乎都有村级债务。负债最严重的村庄，只有一两千人，负债却高达几千万。
9,000亿元还只是2019年农业部的抽样调查数据，是估算而非统计，更谈不上经过审计，真实数据仍是个迷。再加上三年疫情期间，各级政府大举举债，村级债应该也大幅增加，如果说现在村级债数以万亿计，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即使村级债数以万亿计，相比地方债35.07万亿元（显性债务，截至2022年底）、总规模可能已经达到65万亿元的城投债，算很小了。
但是，村级债的牵涉面却很大，关系到中共农村治理的崩解问题。根据“七普”数据，作为“农村人口”的农民已减少到5.10亿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为36.11%；而作为“户籍人口”的农民仍有7.71亿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54.60%。如果农村不稳，中共的统治真要地动山摇了。因此，对中共来说，村级债不只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
今年4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联合举办“全国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视频培训班”。这是中央层级首次直接对所有村主职干部开展培训，也是近年来面向农村基层干部规模最大的一次培训。为什么这么劳师动众？是恐惧呀。
然而，口头上说重视，化解村级债却没什么进展。为什么？这涉及到村级债的构成问题。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前，全国村级债务规模约为3600亿元。税费改革后，旧村级债务被“锁定”，债务利息不再增长，留着逐年化解，但至今仍未化解完毕。前述报道说的村级债9,000亿元，主要是“建设性债务”。
所谓“建设性债务”，是指从胡温的“新农村建设”到习时代的“美丽乡村”，大兴土木，而中央政府为了保障专项转移支付体现政策目标，往往要求地方提供30%～60%比例不等的配套资金，村庄在承接项目时也需要一定资金投入。但是，很多村子没有能力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能采取借债、欠款等方式，因而形成村级债务。
这里的关键在于，工程是一块“肥肉”，各种利益主体都要参与，上级政府要政绩，村委要面子，村干部要利益。政绩工程下的利益合谋，这是村级债务形成的内在动机。包括一些历史上是“好村”的村庄，后来反而成了“差村”，债务比较庞大，“都是因为搞形式主义工程欠了债”。
有的村还有“经营性债务”，大多位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例如，浙江省丽水市有986个村子有村级债务，负债金额共计5.93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负债约为3.73亿元，占比接近63％。
此外，一些村庄财务管理制度失控，村干部花钱大手大脚，导致亏空越来越大。例如，浙江某市辖区，2017年全区208个村总收入5764万元，总支出10745万元，其中管理费用（包括干部报酬、办公费用等）支出4398万元、福利费支出3175万元，两项支出合计为7573万元，占总支出的70%。
长期存在的巨额村级债务，使农村处于崩溃的边缘。例如，山西省高平市，基本上所有乡镇（办事处）都涉及债权债务案件，债务金额达数千万元，而且作为被告的乡镇（办事处）、村委（居委）基本上全部败诉。2019年，河南某村委会的法定代表人因为拒绝履行法院支付工程款的判决而被强制拘留。还有一些村委会成为了“老赖”，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事实上，村级集体经济账户、村集体企业账户、村财政账户、村集体资产账户、村基本建设账户，五大糊涂账已成烫手山芋。不仅使当局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笑话，更使当局的“乡村振兴”变成一张吃不到的大饼。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长期存在的村级债务，其中的巨额利益都被一小撮人攫取了，而这一小撮人往往就是村主任、村霸、“土皇帝”，大大加剧了农村治理的黑社会化、流氓化。
比如，9月5日，陆媒《搜狐》刊发的一篇文章——“洛阳最狂村书记，自封皇帝扬言统治村里100年，村民：敢怒不敢言”，说的就是洛阳董寺村党支部书记狄治民称霸十二年（2005年到2017年）的恶迹。
这样的事例触目惊心，然而在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表面上，2018年起中共当局搞了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21年1月又表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今年6月12日，央媒《新华网》称，在基层治理方面，不断健全完善防范整治“村霸”制度机制，全国组织系统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4.6万个。
不过，这些都是面子活，忽悠老百姓的。其实，中共就是用土匪的方式来治理农村，而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所倡导的、多国行之有效的村民自治。原本，1998年中共推出了个《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让老百姓海选村长，这虽然是个形式，但毕竟还有个形式存在。而到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全国的村主任（村长）开始全部由村书记直接兼任。中共现在法都懒得改，发一纸文件就把实施了20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际作废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村书记兼任村主任的执行过程中，地方选择的常常都是匪式人物。原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林业局副局长刘先生，因对中共体制心寒而今年1月来到美国，他在电视节目《精英论坛》（链接）中说：
现在基层政府跟老百姓之间是水火不容，而官方的说法是压实基层治理的责任，实质就是镇压老百姓造反的责任给压到最底层，给压到乡镇和村组一级。乡镇党委已经指定了这个村的支部书记，你们几个党员就投票选举他，既然是支部书记了，那一定就是村主任。村主任采取的就是匪式治理，就是说这个村子的书记兼村主任一定要在这个村里面有镇压村民的能力，大家都怕他；第二个他在这个地方是有家族势力的。村支部书记是很大的一个肥差，所以这样的人被选上来当村支部书记，他面对老百姓时那是很凶残的。
如果中共基层政府跟村民是对抗关系，如果村长都是匪式人物，如果村级债成为了这些村长的口中肥肉，这是一个多么黑暗的图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