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间，康生在写给赵万里的一封书信中提到了陈寅恪：
赵万里先生：
多日未见，闻大小忽雷已购到，未知传奇钞本亦购得否？兹有数事请教：
王静安先生遗书久购未得，今书店送来一部，大概是三六年版本，印得还好，索价一百二十万。此书是否不易找到，价目是否贵些？
记得似乎有一刊物说：陈寅恪先生对会真记之研究，曾著有专文。不知此文载于何书？
近得一杨升庵评黄嘉惠校董西厢旧钞本，想找一黄嘉惠原刊本校对一下。不知何处存有此本？以上数事，如知盼告！
有暇时请来一叙，此颂
文祺！
回示可寄北京医七号楼
康生
十月十九日
信是1953年写的，信中所提及的大小忽雷，是两件著名的古代乐器。在清末时为贵池人刘世珩所藏。刘世珩在收藏大小忽雷前，从江阴人缪荃孙处得到了《小忽雷传奇》的钞本，他校订后，编入《暖红室汇刻传奇》刻印出版。后来机缘巧合，刘世珩竟先后得到了小忽雷和大忽雷原器。刘世珩去世后，大小忽雷历经辗转被刘晦之购得，1953年又转归故宫博物院所有。
康生信中所提王静安（王国维）遗书，“索价一百二十万”，应该是指旧币，折合新币是120元。
关于大小忽雷，陈寅恪先生也是熟悉的。他1964年曾有诗作《题小忽雷传奇旧刊本》。康生想看陈寅恪对《会真记》研究的文章，是因为康生对研究戏曲有兴趣。
几年后，康生出院开始工作。他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一封信，漫谈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这封信后来被刊登在1958年6月23日的《光明日报》上。康生在信中表达了一些学术观点，比如《董西厢》各本之间没有什么版本差别，不必作繁琐校勘，《王西厢》在文字上有许多笑话等等。但话说着说着便抄起了打人的棍子：
在我看来，要真正研究董、王两西厢，不将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以及他们所捧为权威的王国维等人的各种谬论彻底打破，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知道何为精华、何为糟粕，因而也就不可能有好的研究。
如此看来，康生欲购王国维著作，目的是买来供批判用的。他想了解陈寅恪对会真记的研究，也应该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话一旦上升到阶级分析的层面，将单纯的研究者视为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授文人，这学术文章就没法继续往下写了。
但陈寅恪毕竟在史学界名气很大，康生想要取而代之成为新权威，也不是仅仅靠棒子、棍子就能做到的。出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他想见见陈寅恪的真面目。
1962年康生路过广州，提出来想见陈寅恪一面，校长办公室与陈宅联系。陈寅恪心知康的来意，又适逢此时病了，正在卧床休息，遂婉言谢绝了。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没有成功。康生只能悻悻作罢。
后来，有人将这件事同陈寅恪《论再生缘》的出版受阻联系起来，认为与康生的报复作梗有关。
《再生缘》是清朝中叶的一部“弹词”作品，作者是杭州女诗人陈端生，全书讲述了元代成宗时期，尚书之女孟丽君与都督之子皇甫少华两人悲欢离合的故事。
《再生缘》约60万字，艺术成就十分出色，文辞优美，叙事生动，描写细腻；艺术结构上独具匠心，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尤其在人物的心理描写方面，以细致深刻见长，这在中国文学史中是很少见的。
陈寅恪称此书为弹词篇中最优秀的作品，是可以和印度、希腊有名的大史诗比肩的篇章。陈寅恪深受此书震动，特地在晚年时期创作《论再生缘》加以肯定。以往的中国古代小说都是分篇讲述故事，长篇小说往往如同多个短篇的汇编，各篇相对独立，连《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经典都存在这个现象。而《再生缘》却不同，整篇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让人爱不释手，恨不得一口气看完。这种布局结构，显露出陈端生的绝代天才，理应获得足够重视，肯定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独特地位。
郭沫若对《再生缘》一书也持高度评价，将其与《红楼梦》一书并称为“南缘北梦”。他在1961年8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一文，喟叹《再生缘》值得重视却长久地被遗忘时说：
不仅《再生缘》被人看成废纸，就连陈端生的存在也好像石沉大海一样，迹近湮灭者已经一百多年。无怪乎陈寅恪先生要那样地感伤而至于流泪了：“彤管声名终寂寂，……怅望千秋泪湿巾。”这是很令人扼腕痛惜的事。
即便有两位学术大家如此不遗余力的推荐和高度评价，郭沫若的《再生缘》校订本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一样，都遭遇了不能出版的变故。
这不能出版的背景，源于当时的对外政策。1963年7月13日中宣部《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情况和改进出版工作问题的报告》里有这样的话：“在我国古籍和近代人的著作中，凡是以描写征服邻邦的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如《再生缘》《薛仁贵东征》等书籍，不得重印公开发行”。
在今天看来，将《再生缘》这类古籍列为禁书，很难让人理解，但当时的决策者就是这样认定的。
1961年3月29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组长齐燕铭，曾在金灿然请示向陈寅恪约稿的信后批示道：
可由中华书局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
齐燕铭的这个批示总体还是比较温和的。但康生对待陈寅恪《论再生缘》的态度，就不是这般客气了。
据中宣部干部黎之回忆：有一次，周扬正在教育楼主持部分文艺领导人会议，康生突然闯了进来，站着说：那个“孟丽君”可不能再宣传了，那里面讲打朝鲜，朝鲜方面有意见。他讲完就走了。
当时，康生是主管文教工作的高层领导，周扬等人都得听命于他。他走进来居高临下一说，等于是宣布圣谕，直接就将陈寅恪的新著《论再生缘》给枪毙了。
有学者后来据此分析说，因为他要见陈寅恪，陈寅恪不见他，康生为此心怀恨意，趁研讨出书的机会，给了陈寅恪一个报复。
总之，处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像郭沫若、陈寅恪这样的学术大家，想要出版书籍也要经过层层关卡。1966年3月，中华书局总编辑室编印的《情况反映》第3期中，有一篇文章谈到陈寅恪书稿的出版问题。
文章说：经多次审读后，对该稿能否接受出版，感到困难，现已向上海市出版局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即：对一般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可不予删改。凡作者以自己的叙述文句论及有关涉外、诬蔑农民起义、大汉族主义和大国主义、崇外思想等处，酌加删改，或用引号以资识别；对作者所引史料，除特别严重的如征东条等须处理外，一般不予改动，但需在《出版说明》中作适当说明。
一部书稿，在数年时间，一直就在这样的“审读”中滑过去了，书稿却始终未能付印出版。适逢文革，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如果要追本溯源，《论再生缘》其实早在1954年就完成了。论文定稿后，陈寅恪就油印了若干册，其中数册交中山大学存档。
1959年，在陈寅恪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论再生缘》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一经发行，即轰传海外，引起各方议论。1960年，此消息传回大陆，广东和北京方面这才知道，有《论再生缘》这本公开出版的书籍。
中山大学在得到了一本香港出版的《论再生缘》后，开始追查书稿是如何流出境外的，凡接触过书稿的人都在排查之列。查来查去，查到了章士钊头上。1958年8月，章士钊去香港途中，路过广州，专程来中山大学拜访过陈寅恪。陈寅恪以油印本《论再生缘》相赠。据此分析，很可能是章士钊带到香港的。章士钊和高层私交不错，鉴于他的地位和声望，不便追究，事情便不了了之。
大约在1960年11月至12月初，北京方面也得到了港版的《论再生缘》。很快，郭沫若就看到了陈寅恪的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他对《再生缘》的浓厚兴趣。
从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将《再生缘》反复通读了4遍，查阅了三种版本，发表了九篇文章，两次拜访陈寅恪，进行了交流切磋。
这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热潮，《再生缘》中的女主人公孟丽君，开始密集地出现在很多剧种的戏曲舞台上。就连我居住的四川内地小城乐山，京剧团也在上演连本的《孟丽君》。那时我正读小学。
这期间，陈寅恪的《论再生缘》也列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与此同时，郭沫若应中华书局之约，开始编辑《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的校样，以便同陈寅恪的书同时付印。
然而最终，两人的书都没有能够出版。原因是上面发话说，《再生缘》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会伤害中朝友谊。
再后来遭遇文革，这一切就都被红歌和样板戏所替代了。
1969年10月，陈寅恪在批判他的大喇叭声中病逝，临终都不得安宁。
1978年，《论再生缘》首次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并没有出现所谓“伤害”的声音。
2023-09-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