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作者提供）
当二十世纪来临时，西方社会的离婚现象才普遍出现；多年来，台湾的离婚率也呈现上升的趋势。往好处想，是赶上先进国家的一项证据，但却有不少人感叹“世风日下”，也有许多人担心“文化沉沦”。不过，尽管在“此风不可长”的舆论压力下，尽管在离婚法的限制下，离婚事件仍然在增加。原因何在？本章仍借用一九九二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G.S. Becker）教授的解释加以阐述。
婚姻关系的经济分析证实了“物以类聚”这句古谚
要寻找离婚的原因，首先应该了解“结婚”的动机。结婚动机的消失，也就是离婚的答案。我们知道，结婚是属于一种“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有两个基本原则：(1)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2)当事人在婚姻市场上以“竞争”方式择偶。在第一个原则下，可以利用效用理论来分析，也就是说，两人共同生活所带给个人的满足程度，高于单身生活。第二个原则是说，每个人以其具备的条件，如财富、健康情况、年龄、教育程度、相貌以及其他各种属性，到婚姻市场上择偶。这样的情况，与商品市场上买卖双方的交易过程甚为相似，都是在限制条件下求取满足的极大，当然也可以利用经济分析工具来理解。
结婚当事人之所以认为结婚的利益高于单身，一为预算限制放松了，也即结婚后两个人得以分工合作，专业化的程度更高，生产力也因而提升。另一种原因是精神上的满足提高了。而且，在一个工业经济社会中，小孩可以视为一种耐久性消费财，带给父母满足，而结婚正是生育小孩的最佳途径。
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厂商理论来解释结婚的行为。盖厂商的形成，乃合伙者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以达到分工的效果。婚姻当事人以一张长期的契约书，维系着双方的长期关系，彼此不必为家常生活事事咨商，也不需有何监督，既免去了交易成本，也不会有被剥夺的忧虑。换句话说，家庭就像厂商一样，股东之间彼此合作无间，而且，由于家庭这种“厂商”规模较小，加上彼此拥有极为亲密的关系，组织成本也低于一般的厂商；也就是说，婚姻双方都各将对方的满足纳入自己的满足中，彼此都感到安全提高，家庭也就成为人生的“避风港”了。
婚姻关系的经济分析，证实了“物以类聚”这句古谚。因为，双方的特质相近，不确定性递减，而且也提升了家庭的生产力。由统计数据显示，夫妻之间的聪明才智、教育、年龄、信仰、本籍、种族，乃至于体能情况，都有极为密切的正向关系。
转换成本降低或消失，提高了离婚率
如果一切情况不变，或者是变化的速度不快，则婚姻的正常情况之持续是理所当然的。但二十世纪以来，一切都在快速变动中，维系婚姻重要因素之一的专业分工已经逐渐消失，以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规，已经失去作用。以前，由于女性的工资远低于男性，已婚妇女外出工作者远少于未婚妇女，又因丈夫的时间和妻子的时间有着互补关系，已婚妇女也就较为专注于家庭活动，这样的专业化，使得家庭的生产达到极大。现在，愈来愈多职业妇女的工资大为提高，促使男女工资的差异日渐缩小，进而使婚姻的“利得”也相对减低，离婚的成本也下降。再者，现代化的家庭设备也使家务工作的时间缩短，致愈来愈多的妇女走进劳动市场，不但使已婚男性和女性都有了更多的比较对象，而且因为出外工作都会刻意打扮，在家则相对地随意，因而在与别人相互比较下，就会有些人后悔当初择偶错误，而演变至夫妻间同床异梦，终于发生婚变。婚变的事件愈见普遍，社会上也就不再视为异端，亦即，意图离婚的人所感受的社会压力减轻了，乃至完全消除，此种转换成本的下跌或消失，也促进离婚率的增长。
此外，小孩可以带给父母满足，但在养育小孩的成本随父母亲的时间成本一同升高的情况下，比起社会上日益繁多的其他商品来，小孩给予父母的效用（满足感）已不断的相对降低，因而，组织家庭以生产小孩的神圣目的也逐渐失去其重要性；而且，离婚后小孩归属问题所引发的内疚也因而日见减弱。此外，以往的已婚女性谋生能力较弱，离婚行为不免使男性产生恻隐之心，所以男性宁可在外藏娇也不至于抛弃糟糠之妻，而其妻子也较能容忍其夫的拈花惹草而不提离婚要求。但在女强人增多的现代社会，这种现象也不容易发生；况且，随着经济成长，所得提高结果，离婚的损失比起利益来，不但愈来愈小，而且利益渐渐超越损失。因此，离婚的概率日渐提升。
由以上经济分析的结果，我们得知，离婚的成本愈来愈低，婚姻的稳定性愈来愈不可靠，离婚率的爬升似乎是势之所趋。尽管我们不忍心此种现象的蔓延，但是，恐怕并非任何社会经济政策所能阻止的。今后的问题，或许是在家庭组织的方式如何调整。一方面不强制怨偶痛苦地生活在一起，一方面也顾到子女与父母间的亲情不因父母的分离而无辜受到伤害。最重要的，还是伦理道德的回升，尤其是失落的“家庭伦理”，更有必要早日寻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