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停课是为了“闹革命”，我们小孩子也忙得很呢：从公社到生产队，再到各级机关，各种名目的批斗会、大批判会总要把架势摆足了吧？可惜农民就不可能在会场上守规矩，坐整齐。都是贫下中农，又不能当众吼骂，革命领导也为难得很。只有把各小学的学生调过来坐中间，听话的孩子们坐在会场上显得行是行、竖是竖，举起胳膊整整齐齐喊起口号来看着就有气概。
我也曾被拎上台半闭着眼睛背诵“老三篇”救场子，替会场主持人安抚观众。因为在农村，要弄个“万人大会”，从入场到开会，没有两个钟头搞不定。那时候没听说哪个社员有手表，左邻右舍也没见过闹钟这东西，大伙都要听大队广播匣子才知道时间的。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受邀参加北关大队晚上的斗地主大会“接受革命教育”，组织上叫了我们三个班的学生，不让在家吃晚饭，说是会后有忆苦饭吃，不能逃避。会场设在大队的仓房，挨斗的地主家据说抄出了金条，他还不愿意认罪，态度死硬。
我们进去后并没有看到他的脸，民兵们把他装在麻袋里，捆麻袋的绳子绕过房梁，一头攥在两个红卫兵手里，每个革命群众发言呼过口号以后，麻袋就被高高拉起，又骤然落下，“通”地一声，女生们捂着嘴不敢发出惊呼，麻袋里也没有传出预料中的呻吟。如果不是能看见挣扎的身形，真不知道里面装着一个活人。
批斗会久得快让我们忍耐不下去时才宣告结束，天已经黑透了，仓房里只有一盏25瓦的电灯，晃晃悠悠吊在房顶上。没人抱怨灯太暗，大概没人想被人看清也不想看清楚别人吧。有人去解开了麻袋，拖着那个地主出来，虽然脚步踉跄，但是至少还活着。
我们这些小学生们都松了一口气，随后被带到外面的台阶上，一人手里塞了半碗糠皮苦菜糊糊，我往嘴里倒了一口（没有筷子），满嘴苦涩，勉力吞咽下去，糠皮粘在喉咙里，呛得咳嗽，黑影中有人喊：“赶紧吃下去，想想今天的好日子！”身后的闺蜜拉拉我的衣襟，示意我挪向一侧的草丛旁边，偷偷把糊糊倒掉了事。队里的大婶子们不吭声，睁只眼闭只眼让我们离开，大家摸着黑饿着肚子回家了。
外婆在家里等着我，锅里留着小米粥。她听我说了批斗会的事，只念了一句“作孽啊”。后来几天我都跟外婆挤着睡，睡着了做噩梦，醒来老觉得嗓子里还有糠皮粘着，怎么都清不干净。
2022-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