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康生有文物癖绝不为过，他收藏之丰富，无人可以匹敌。但他四处搜刮夺取之时，却忘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终归要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1972年初，在一次对高级干部的例行检查中，康生被查出患有癌症。
从这以后，他的性情开始变得孤僻、古怪、多疑，说话离谱，而且拒绝接受治疗，不服药、不吃饭，甚至连水都不肯喝。
他总是怀疑别人在食物中下毒，因而不吃不喝，厌食拒食，体重下降了十多公斤，并且出现了营养不良性水肿，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人也日渐消瘦衰弱。
他还患有强迫症，后来同意进食后，每顿饭的品种、食物和餐具摆放的位置、进食的顺序都不能变。稍有变化，他就大发脾气，拒绝吃饭。
邓小平从外地回京后，得知康生患病的消息，赶忙带着全家人去旧鼓楼大街小石桥胡同看望康生。
在大门口，卫兵拦住他们不让进去。康生的秘书黄宗汉看到后，这才出来把他们接了进去。
邓小平见到康生后，嘘寒问暖，还带着家人深深鞠躬。谈话时，邓小平谦逊地说：康老啊，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啊。不知道康生听了这话会作何感想。
1975年，77岁的康生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相对于前几次，他这次并不是装病，而是真的病入膏肓了。
1956年9月，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被任命为山东省委书记，正要赴任时，他却病了。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到北京医院体检，无意间听人说起康生患病的事：“康生神志不清，见人就笑个不停，也不说话。”
于是王稼祥和朱仲丽就一同到病房探望他。
来到康生住院的病房，他们见到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王稼祥关心地问：“轶欧同志，听说康生同志病了，我们特意来看看他。”
曹轶欧说：“他在里面一间房里休息，你们不用见他，他见到谁都笑，也不说话。”
朱仲丽问：“他发病的症状就是笑吗？”
“是呀！不见人还好，一见人就发病，就笑个不停，你们还是不见他的好。”
既然是这样一种情景，王稼祥只好说：“那我们就不坐了，让他好好养病，早日康复。”
朱仲丽是学过医的，两人走出来后，她悄声对王稼样说：“我从事医务工作20年，也没见到这种怪病，该不会是装的吧？”
王稼祥对此默不作声，即便在妻子面前，也不作轻易评说，体现了领导干部的稳重。
因为生病，康生没去山东，而是留在了北京。随即，康生的病也完全没有了，好了。
精神状态正常时的康生，也算饱学之士。他曾经因此狂妄自大，认为自己的画和齐白石差不多，书法更是高明，就是拿脚趾头写字也比郭沫若写得漂亮。他敢这样说，说明他真还有点本事。田家英少年得志，是一位很有才华也非常高傲的人，对康生的学识就非常赞赏。
1955年，毛泽东吩咐秘书田家英买两只鸡，给章士钊先生送过去。一般情况，送礼物的一方总会捎上一两句话，但毛泽东却什么也没说。田家英觉得奇怪，却也不方便问，心想两人或许是早有约定吧。
田家英叫厨师帮忙挑了两只鸡，自己亲自给章士钊先生送了过去。章士钊接过鸡后，对田家英说：“请转告主席，他的意思我明白了。”
田家英一听这话，心里反倒不明白了。毛泽东送章士钊两只鸡是什么意思？送鸡的人没捎话，收礼的人也没问，他就怎么明白了？
虽然心怀疑惑，但当面询问却是不妥，田家英只能强忍好奇，同章士钊挥手告别，带着满脑子疑问回去了。
回来后，他是越想越想不通，自己当了最高领导七年的秘书，见多识广，怎么连送鸡这样简单的意思都理解不了呢？
田家英是一个要强的人，这件事折磨得他寝食难安，愁容满面。这天碰到康生，康生一眼便看出他有心事。田家英知道康生这人不一般，或许他能解除自己心中的疑惑，便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康生。
康生听完，哈哈大笑起来，拍着田家英的肩膀说：“年轻人，这个答案不难，去看看《三国志》就知道了。”
三国志全书65卷，几十万字，如何去翻？田家英不想再忍耐了，他要康生具体说出答案。
康生呵呵一笑，丢下一句“曹操与乔玄”，就转身离开了。
田家英一查史书，这才恍然大悟。曹操年少时，因为是宦官之后，不被主流社会认可，唯独身居高位的乔玄对他另眼相看，相信他将来必成大器。“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对尚未成名的曹操大加赞赏，极力推荐。曹操后来成为一代名臣，册封魏王，始终念念不忘乔玄之恩。两人曾经以玩笑相约，乔玄临终前嘱咐曹操，路过自己的坟墓前，要带一只鸡来祭拜。后来，给恩人送鸡便成为典故，传为佳话，表示不忘恩人的意思。
1920年代，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每月领取8元的工资，人微言轻，不被人重视。但在北大担任教授的章士钊，读了毛的文章后，却连声惊呼：后生可畏！当后来湖南学子出国留学，需要经费，无处筹措，毛泽东找到章士钊帮忙设法。章士钊二话不说，一口应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四处奔走，呼吁各界人士募捐，最终筹得款项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由他支配。
这段知遇之恩，便是送鸡的由来。章士钊自然心领神会，所以让田家英转告说他知道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的学识还是有点渊博的。
他的问题在于喜欢整人，而且整了很多人。就连对于文物的热爱，他也不走正道，总要利用职权巧取豪夺。
傅惜华是中央戏曲研究院图书馆馆长，著名藏书家，他的藏书，以多、全、好驰名中外，康生早想据为己有，一直没有机会。文革中抄家之风刚刚兴起，康生就多次跑到文管处询问：“傅惜华的书集中起来没有？”当得知傅惜华已经抄家，藏书被集中在国子监藏书库时，康生立即亲自驱车前往。到了书库，便一屁股坐到破木箱上，解开绳索挑书。多年的心愿，终于借红卫兵破四旧得以实现。
1969年，康生在文管处看到一本《百家姓》，古版本，很想要。他对管理人员说：我从前有一本，不知谁拿走了，也不还我，这本我先借去看看吧。管理人员不便阻拦，只好眼睁睁看着他拿走了。
像这样有借不还的事情，非只一起。1956年，故宫博物院曾展出一方唐代陶龟砚，被康生看中，说好是借去看看。结果不但久借不还，还被康生编入他的私人收藏“康砚第五十三号”。故宫不好入帐，只好办了一个调拨手续，转到康生名下，注明归于何处。
有一次，陈伯达从文管处拿走了一件价格昂贵的青金石山子，康生得知后心有不甘，要管理处也给他一件。但库房中已无此物，只得通过外贸部门，花1350元高价为他购进阿富汗青金石花瓶、青金石原料石山子各一件。康生分文未付就拿走了。
有时候也给钱购买，像蔡邕书写的宋拓汉石经，国内仅存三件，属珍贵文物，康生用10块钱就买走了。黄庭坚的真迹《腊梅三咏》，价值数千元，康生只付了五元。明代汪肇的《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一角钱就买走了。康生很清楚这些文物的真正价值，若在国际市场出售，如他所说，任何一件都能使人成为百万富翁！
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在康生死后，全部收归国有。
2023-09-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