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学生时代的事，许多早如过眼云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那顿难忘的痛骂，却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我心底。
骂人者，语文老师；挨骂者，全班同学。挨骂的原因，说来话长。
我和我的一班同学都是70年代初期进的那所地处偏僻被几个城里来的老师戏称为“夹皮沟”的五七中学，其时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夹皮沟校舍简陋，设备简单，别说文化课上得极不正常，就是授课者也难以正规，且不是今天上山锄地，就是明天下田插秧——谓之学工学农，还常常半天半天甚至一整天地停课，排练、普及样板戏，进城搞会演，下乡作宣传，我们肚里装的墨水可想而知。
但写起作文来，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一套却心领神会、无师自通（其实大小报纸就是老师，一到作文课，老师就像放羊般把我们放进阅览室里各取所好，尽情地抄），而且运用娴熟，开头必“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让我们共同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或“东风吹，红旗飘，全国形势一片好”“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结尾则重复开头的语言，稍有不同的是，把“首先”换成“最后”，在“共同”之前加上“再次”。
这种照抄报纸、毫无个性更缺乏真情实感却又自以为是的作文不知写了多少日子，直到有一天，来了位科班出身（师大中文系）的老师，取代了那位由体育老师改行曾上鲁迅的《友邦惊诧论》听得我们云里雾里的语文老师，我们才由混沌走向清明。
老师姓韦名健中，因走起路来右脚稍稍有点瘸，便被他的一帮同事尊称为“铁拐李”。铁拐李眼睛高度近视（厚厚的镜片上无数个晕圈），国字脸，宽额头，讲课就像费玉清演唱时喜欢高高地扬起下巴，还夹杂许多的“啊啊啊”，一件十分有型的四只口袋的黄呢中山装（后来据说是他曾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叔父送给他的）常常是穿了近一个月才换。他来了以后，我们才算真正学到一点东西，才知道什么是语文课，只可惜已是初中最后一个学期。
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作文讲评课。“铁拐李”来了不几日便布置我们写一篇书信体作文，内容要求是向过去的一位老师汇报自己近来的学习生活情况。我们自然又大显摘抄报纸的身手，且无一例外地在“老师”前面冠以“革命”二字，末尾照例是“让我们再次共同敬祝……”作文自鸣得意地交上去了，我甚至期待作文能像往常一样在课堂上被老师表扬，当范文念。未料，几天后换来的却是一顿前所未有的痛骂。
那天的情景，我还记得十分清楚：“当当！当当！……”上课的钟声敲响了，铁拐李手捧一叠作业本，右脚似乎比往常更瘸了不少地走进教室。其时，窗外阳光灿烂，室内一片亮堂，他的脸上却阴云密布，眉头紧锁。我们都摸不着头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平常面容和蔼的老师今天变得如此严肃可怕？
咳——“铁拐李”用力清一下嗓，再用手扶扶眼镜框，然后下巴一扬，头微昂着，开口道：“这次作文有个很要不得的通病，讲空话、套话，假话！没有一个人写得真切！”咳——他又用力清一下嗓，接着说：
“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就老老实实地汇报自己的学习生活情况，用不着大谈形势！再，称呼前边也不必加‘革命’二字，你们以为加了革命二字，那个老师就一定是革命的了？事情没你们想的这么简单！还有，末尾只向老师表示良好的愿望就行，用不着又来个什么‘共同敬祝’！——八股，八股，这些全是新的八股！”
韦老师越说越激动，越说声调越高，脸涨红了，脖子变粗了，也不啊啊啊了，语言表达一反常态地流利，还在第一排同学的课桌前有点控制不住地趔趄着从左走到右，又从右走到左，几近暴跳如雷，我们则被骂得惊诧莫名、无地自容又面面相觑。
虽说当时并不清楚什么叫做八股，但打那以后，我们总算知道作文该怎么写了。自此，班上文风大变，出现了许多得到韦老师表扬且令他激动的说真话、抒真情、有个性的作文，还出现了好几个作文尖子。
现在，我们同学聚会，还常常提及那顿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喝又令人感激不尽的痛骂。
有师如此，乃学生之幸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