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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经济的五大特征

—解剖中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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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吹成"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建设,没有做全面的项目调研和预可研报告,没有人大法定程序的讨论和批准,仅凭习近平的个人喜好,一拍脑袋就拍出个"千年大计",于是,盛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呼隆"建设模式,再现于雄安。到了今天,当发现雄安故事再也编不下去时,习近平又一拍大腿,溜了,将雄安这个烂摊子甩给河北省政府接盘。这时候的雄安,已经砸下去近万亿的投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的运转、维持和巩固,无不仰赖其经济实力的支撑,因而一国的政治制度无不打上它的经济基础的烙印。如果我们要全面认识中共政权的性质,就必须深刻了解中共经济的如下几大特征:

一、寻租性(贪腐型经济)

"寻租性"是中共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之一。所谓"寻租",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克鲁格等人的论述,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从而获得超额收入的机会,这种超额收入就是"租金",谋求这种特权以获取租金的活动,就是"寻租"。简言之,"寻租"就是权力变现,利用权力获利的行为。"寻租"的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行业组织,既可以是机构,也可以是个人(手握实权的高官、高管、甚至是基层执法人员等)。

从中共国的整个经济运转来看,无论是从经济制度、经济政策、产业规划、行业发展,还是项目立项、招标投标、信贷融资、工程建设等等,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无不以"权力寻租"为发展动力,靠官商之间的利益勾兑和交易来维持,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公平自由的竞争来推动的。

"权力寻租"并非仅仅指手握大小权力的各级官员,它还包括(甚至主要指)整个中共的政权组织系统,都具有"寻租"的性质。官员寻租,只是依附在制度寻租框架上的一串串葡萄

最能体现中共制度的寻租性的例子是房地产:中共国的房产产权是有期限的,一般是40年、50年、60年,最长不超过70年。房产之所以有期限,是因为脚下的土地是国有的,个人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消费者的购房款,实际上就是房子在40年~70年使用期的租金。房产到了期限再另缴一笔费用,产权再往后延多少年。这实质上就是房产权的租期化,政府靠土地寻租,按租期收租金。这是制度"寻租"的最佳注释。

"寻租"经济,本质上就是权力变现经济一一将手中的权力变现为白花花的银子。所以,整个经济环境是逆淘汰的,它必然造成贪腐型经济。

二、垄断性(暴利型经济)

"寻租"的根源在于权力的垄断,没有权力的垄断,掌权者就寻不到租。也就是说,权力垄断是一切垄断的最高形式,经济垄断以政治垄断为后盾。

中共经济的垄断性,主要表现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它以国有企业为主要代表。中共的国企系统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两部分。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统计数据,2020年国企资产总额(含金融、保险、行政事业)达672.6万亿,同期全社会资产总额为1655.5万亿,国企资产占比达41%;此外,国企经济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比重高达53%,占压倒性优势;国企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达39%。

国有企业的垄断性主要表现在行业垄断上。凡涉及国计民生的命脉行业,如金融、保险、电信、股市、信托、交通运输(铁路、公路、航空等)、矿山、军工、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和特许经营的暴利行业如烟草、盐业等,都被国有企业垄断经营,不允许民营企业和外资所染指,即使有个别行业的放开,也极其有限。

这种行业垄断就形成了国内市场的高壁垒,它一方面将国内的民营企业,区隔在薄利行业去打拼,另一方面让外商投资进得来国门,却入不了市场。不仅如此,除了行业垄断以外,还存在另一种形式的垄断:流通环节的价格垄断,只准卖高价,不准降价销售。如强制特斯拉汽车高价销售、楼盘限制降价等。

垄断是暴利的源头。如果一个行业被垄断全覆盖,垄断者就拥有无市场竞争的唯一定价权,他想卖多高就卖多高。大规模的垄断经营给中共经济带来的暴利是惊人的:2020年,仅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家的纯利润就高达一万多亿,可供中共军队一年的军费;百姓平常所吃的食盐,成本价只有300元/吨,却卖到3000元/吨,翻了10倍;药品更惊人,在国外只需要一百多元的治癌药物,在国内卖到5万多元,暴利达几百倍!

三、汲取性(压榨型经济)

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定义,一种经济制度的汲取性是指:这种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就是为了从社会一部分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让另一部分人受益"。(见《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共经济的"汲取性",鲜明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对农民的压榨和沉重的宏观税赋上。

中共建政伊始,就全面开展农村土改运动,借"土改"消灭了地主、富农阶级后,紧接着又对土改成果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收回土地),通过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建立起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对农民和农业实行长期的高强度压榨。在大饥荒年代,为确保城市居民口粮,不惜饿死数千万农民以保障城市供粮。即使在取消了"统购统销"的改开年代,对农民的压榨也没有放松过,而是通过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农村劳动力的廉价输出、农村土地的强制征用、以及医疗、教育、"新农合"等各种途径,继续压榨农民。

中共经济的"汲取性",还体现在它的税收体系上,主要包括两点:

1、税收结构上,间接税比重大大高于直接税,约占总税收的七成,而西方发达国家正好相反,直接税占总税收的65%,间接税只占很小的比重。我们知道,间接税占比越高,越有利于富人,越不利于穷人。

2、宏观税赋。中共的宏观税负一直高居世界前列。据国内财税专家的相关研究,仅2010年~2015年,中共国的宏观税负在37%~40%区间波动,不仅高于西方国家的30%,更大幅超出发展中国家的28%。宏观税负体现着整体经济被政府盘剥的程度和承受的压力,中共国的税收90%来自于企业,而绝大部分企业的实际利润率不到10%,可见企业经营之艰难,为此,曾有国内学者提出"死亡税率"之说。这还是好几年前的情况,现在的宏观税赋只会更高。

畸高的宏观税赋,再加上名目繁多的行政规费和五花八门的罚款,就形成对全社会的高强度压榨。

四、奴役性(掠夺型经济)

认识了中共经济的"寻租性"、"垄断性"、"汲取性",也就不难理解中共经济的"奴役性":即由上而下对底层劳动者的疯狂掠夺。最能体现这种掠夺特征的是下述两点:

一是"土地财政"。中共国的财政系统之所以被称为"土地财政",是因为各级政府的卖地收入占了财政收入的5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80%以上。"土地财政"的全部秘密在于,政府将土地货币化,通过行政+暴力手段强制实行低买高卖来获取暴利。

其运作方式是:行政性的强买(在农村普遍采用暴力手段强征强拆强迁)+市场化的拍卖,将每亩数万甚至数千元的低价地,以每亩数百万的高价卖给开发商,从而攫取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暴利,其暴利程度远超贩毒。这种世界罕见、充满血腥的"土地财政",之所以能够推行并持续数十年之久,根本原因就是,民众对脚下的土地没有一寸产权。

二是"血汗工厂"。伴随着"made in china"成为世界名片,其背后的辛酸和血泪却很少为人所知。在中共国遍布着无以计数的"血汗工厂",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从大路经济到"监狱经济",无数的奴工们拿着最低的工资、忍受着非人的待遇,用自己的血汗劳动生产出价廉物美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各地。

中共国依靠对亿万奴工的疯狂掠夺,从濒临破产的赤贫之国一跃而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权贵阶层富得流油,中共政府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全国竟然有数亿农民工还在贫困线上挣扎,有六亿人的月收入不足一千元(李克强语).......这种近乎荒诞的惊人反差,是中共的吹鼓手们无论如何也圆不了的谎。这无疑是这个民族永远也抹不去的巨大耻辱!

五、魔鬼性(无规则经济)

在专制国家,独裁者有多任性,权力就有多霸道。国家的一切重大事务,都随独裁者个人的好恶转移。在这样的体制下,经济不可能在良序中运转,只能跟随独裁者瞎指挥的魔术棒作无规则的摇摆。

比如,被中共吹成"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建设,没有做全面的项目调研和预可研报告,没有人大法定程序的讨论和批准,仅凭习近平的个人喜好,一拍脑袋就拍出个"千年大计",于是,盛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呼隆"建设模式,再现于雄安。到了今天,当发现雄安故事再也编不下去时,习近平又一拍大腿,溜了,将雄安这个烂摊子甩给河北省政府接盘。这时候的雄安,已经砸下去近万亿的投资!

又比如,陕西秦岭北麓和南麓的一千多幢违建别墅群,昨天是某个大领导批示,说建就建,今天又是更高一级的大领导指示,说拆就拆。无论是建造还是拆除,都是领导一句话,没有任何法定程序,毫无章法可言。而前后一建一拆,几百个亿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再比如,耗资高达1200多亿的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后,现今每天的过桥车流量平均仅有数百辆,少的可怜,连投资利息都无法偿还,整个大桥纯粹成了景观摆设。

类似的例子,还有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海南儋州恒大"海花岛"39幢高楼的拆除,三亚"凤凰岛"的违建拆除等等,不胜枚举。

中共经济的这种不可预测的"魔鬼性",本质上讲,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姿意妄为的结果。它必定给经济造成惊人的浪费和损失,而这些被浪费和损失掉的财富,都是黎民百姓的民脂民膏,最终都要由广大民众来买单。

(完)

写于2022年1月15日

2023年十月三日修改

责任编辑: 李安达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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