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鲁亮相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中的《张鲁传》，让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他还写了批示，一次是1958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三国志·张鲁传》573字，毛泽东两次批示，是它的三倍。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党的全会上，把一个没有多大名气的古人传记，做为会议材料，唯有《张鲁传》。不能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
毛泽东的批示，关键的核心，只有一句话：“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而且，他在12月7日，还有一个讲话。他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搞。他统治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道路上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张鲁的创造，让毛泽东心仪不已，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这和他的理想社会模式完全一致。而当时，为了政治和宣传的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笔杆子”，故意回避了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肆宣扬张鲁的言论，却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拐弯抹角地寻找理论依据，好证明毛泽东吃饭不要钱的发明，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
学习张鲁的施政方法，都可以被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张鲁当年的作为，当然可以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实践了。
我们现在要探索的题目是，为什么张鲁的“共产主义”能够成功，让人民安居乐业；而两千多年后，我们学习他的办法，反而造成了人类史上的悲剧？
张鲁“共产主义”成功的秘密
张鲁的“共产主义”很简单：一、信教的人出五斗米，便成为信徒；二、以神道治病；三、教规为法，用教规约束民众，“皆校以诚信，不听欺妄”；四、“奉道者皆编户籍，各有所属”，恢复了汉代的户籍制度；五、置义舍，即政府提供可以免费居住的招待所；六、吃饭不要钱。《张鲁传》说，“县置米肉以给行旅”，可以“行路者量腹取足”；七、修治道路，他用轻微犯法的人去修路，既降低了修路成本，同时也消除了人民的怨气（历代的劳役制度，是专制的朝廷和老百姓结怨的重要一环）；八、对于犯了法的，张鲁规定“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就是先说服教育，你不听，你再犯就再教育，这样经过三次，你还不改过，才动用刑法；九、“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十、严格规定“师不受钱，不得淫盗，不得饮酒食肉”，吏治很清廉。
张鲁的这种道德治国、平均主义经济、政治纲领，“民夷便乐之”，甚至“民夷信向，朝廷不能讨”。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张鲁将汉中治理得井井有条，民风纯朴，人民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为什么张鲁的“共产主义”能够成功？
张鲁是道教的一代教主。他的治国理念，直接来源于老子《道德经》和《南华经》（即《庄子》）的智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只需吸纳少许老庄的管理理念，便收获了“天下大治”的果实。汉代之文景之治，唐代之贞观之治，皆本源于此。此处因行文容量所限，无法充分展开探讨。这里仅取《道德经》第二章的一段话：
“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做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成功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译为现代汉语：圣人处于无为的境界而从事，实行不言的教化，万物发作了，而不去提倡；生养了，而不据为己有；施为了，而不恃为己能；成功了，而不据为己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才不会离去。
这段话，主要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果统治者能遵守这10个字，便可以国泰民安。这里强调的，是身教重于言教。
这一切，都是规范统治者行为的。
张鲁治下的臣民，因为信奉神灵，所以灵魂的自律是严格的。他们敬畏神明，展示大爱，不做欺天之事。老百姓耕者有其田，一时没有饭吃的人，可以到义舍吃饭、住宿。这在那个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的年代，汉中简直便是人间天堂。
这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什么都不干。日本福田光司说：“老子的无为，乃是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舍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记虑，一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的意思。”张鲁做到了，他统治的汉中便歌舞升平。
后张鲁时代的惨败教训
公元1958年4月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就是仿效张鲁的道德治国、平均主义。因此，当毛泽东看到调研报告《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简章》，如获至宝，立即批示，并在8月召开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然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大肆鼓吹，于是，号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极其迅速地、燎原烈火般烧遍中国大地。结果是人所共睹的大失败，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为什么张鲁几千年前能做好的事，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却失败得如此悲惨呢？
这里，首要的关键，是土地问题。张鲁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人民公社化实行的是耕者无其田。人民公社化时代，中国广大的农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嵖岈山卫星公社章程》明确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当时所谓“公有财产”，主要的就是土地，还有附着在土地上的农用机械、农具、牲畜等。这就将农民的一切所有，包括人身的自由，全部剥夺了。
第二个关键原因，便是官员的表率作用。上级委任制产生的官员，他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不会对百姓负责。
第三个重要原因，便是自由的绝对丧失。人民公社化时代，农村的管理是实行军事化的。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严格的管制。离开村子都要请假，如果当天不能回家，还要开具证明身份的公函。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先生说过：“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李大钊文集》）我们能企望既无自由，又无财产，连生存价值都没有的一群奴隶，去促进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吗？
第四个重要原因，是灵魂世界的败坏。公元1949年以后，中国大地强行推行无神论，宣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无所畏惧，就可以“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孔子说，人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无所畏惧的人天不怕，地不怕，人类没有了道德底线，什么丧尽天良坏事都可以眼也不眨一下地干出来。
结语
现在我们可以回首探索张鲁现象了。成功和失败，并不复杂。一言一蔽之，就是私有产权的根基。张鲁的成功，人民公社的失败，盖在于此！
当然，站在今人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更多、更重要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表述，一个社会，欲天下太平，办法只有两句话：权力必须是公共的，财产必须是私有的；反之，则天下大乱，生灵涂炭。
《炎黄春秋》201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