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告诉你，我的大学梦是从小学六年级就开始做起了，你不会笑话我是个小老练吧。但这是真的。
我哥哥有个乐友叫朱高仕拉得一手好二胡，家也在玄坛庙，距我们家走路约十分钟。他父亲是下江人（重庆对江浙人的称呼），解放前当兵来到重庆，解放时已至校官，高不够格去台湾，低没脸面回老家，全家老小流落到玄坛庙，政府不给安排工作。全家齐动手在家蒸白糖糕，每天天不亮父亲及几个孩子就出叫卖了。我家三个孩子，爸爸给每个人每天订了三个白糕，每天清晨我一听见“糕……白冻”就冲出去收白糕，这是他父亲的叫卖声，大家都叫他“高白冻”，他待人和蔼我也很喜欢他。一直叫他高伯伯。
就这样，靠着全家的勤奋，一家人活下来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长得很好。朱高仕是二儿子，他成为哥哥乐友后来我家，哥哥告诉我，他就是“高白冻”家儿子，你是吃他家白糕长大的哈。
重点来了：由于家庭有“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他家大哥从1960年开始高考，而且只填一个志愿：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连考二年，都因为政审不合格落选，朱大哥不信邪，1962年再考，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年突然临时决定取消提档，只看考试成绩。当“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入学通知书到达时，他们全家人惊喜交加，抱头痛哭。
那时正好放暑假，我们都在家，哥哥和几个乐友正在合乐，朱二哥是冲进院子里来的，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令全场沸腾，大家安纳不住兴奋，一群人七、八个（含我和姐）冲到老荫茶摊子喝茶庆祝，欢呼雀跃，不停地举杯、干杯！直到茶摊老板求饶才作罢。因为茶摊子标明“老荫茶一分钱/人喝够”老板遭不住了。
整个过程，我都只有在一旁傻笑的份，原来考上大学会让朋友们这么高兴。而且，我记住了，“土木工程系”是清华大学的王牌系。
你说，能不开启我的大学梦吗？
1965年是大搞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之年，也是我周围的朋友们考大学的高峰年，因为左思潮占主导地位，坏消息频传：先是我哥哥姐姐报考中国音乐学院因政审落榜、接着表姐王平、笛子代全、手风琴同飞、二胡高仕、伟、作曲天节、书法建安、画匠加林、伊白等纷纷因为政审落马。他们都是品学兼优而且学有所长的好学生，然而他们的父母不是右派、资本家就是原国民党将领（重庆作过陪都，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我们戏称其为反高干子女）。
在我的记忆中考上的仅有的两个人，一个是手风琴王栋，是哥哥的徒弟，其父亲是市五医院院长，他考上重庆大学冶金系、一个是彭云，江竹均的儿子，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朋友们大多落榜，他俩没大肆声张，个别通知，悄悄的走了。
这一年我又记住了：“冶金系”是重庆大学的王牌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是军事院校，没说系。
你说我还会做大学梦吗？当然做！我还祈盼着等我考大学那年又取消提档呢！
可惜等到1969年该我考大学时，文革已三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大学可考哟。
1972年，各大学偷偷地招了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全是推荐（后门）不考试。我后来有一个同事就是那届清华的“工农兵”学员，因其父是他们本大队大队书记得以推荐，我们戏称为“土高干子女”，（当年对知青来说，大队书记是掌握他们命运的比高干地位还高的人）未经过考试直接就上清华大学了。至于能力嘛同事们评价：“写的啥子总结哟，比小余差远了”（小余当时学历是初中生哈）。
1973年有了上年教训（大学内老师们有民怨），搞了个推荐＋考试。我男朋友唐生其时在双流县黄水河公社十四大队五队当知青，为了混工分吃长年在县上打篮球，结识了一群县上的干部，有知情者告之，快去大队开封推荐信来参加考试。幸好大队书记的老婆生病时曾托唐生带到川医看过病，顺利拿到推荐信。考了个全县第二名，全家高兴，静候佳音。
突然平地一声炸雷：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扰了好成绩学生们的好梦。成绩作废只看表现（推荐及家庭）。当时我公公还在牛棚里（文革特产）政审不可能过关，唐生好生沮丧，灰溜溜地跑回生产队老老实实的挣工分分土豆去了。
忽一曰，县革委办公室的球友带来口信：“叫唐生立即来县上！”唐生骑着带有两个粪桶的永久28加重自行车（随时可回成都偷粪的）赶到县上，老远就见球友笑嘻嘻挥着一封信。重庆医学院？拆开一看：入学通知书！哇噻！怎么回事，“我没填重医只填了川医得嘛。”
这里不得不交待另一段佳话。这也是后来才得知的。
话说当年大学招生的组织办法是各校革委会派出根正苗红政治觉悟高的工作人员统一到省上集中办公，唐生报的是四川医学院，父亲是川医员工且还在牛棚里自然不能招收。而川医的办事人员看见了成绩觉得太可惜了，其实他们内心还是很在意成绩的，有幸的是，重医的办事员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于是两人一合计偷偷交换了资料，于是乎两人的命运就交换了，川医的子弟上了重医、重医的子弟上了川医。
祸兮福兮？对那个年代来说，应该是福了。这里对那两位有良知且又智慧的招生大员深深地鞠上一躬，谢谢了！你们的善良让他们上了大学，提前为社会输送了两名好医生（如若不然晚几年他们也会考上的）。
这一茬我又记住了：“儿科系”是重庆医学院的王牌系、“口腔系”是四川医学院的王牌系。因为唐生报的“口腔”，念了“儿科”。
1977年，当大批莘莘学子备战高考时我还在距成都百多公里的乐山牛华镇一个大型工厂的食堂里做管理员。这里近邻五通桥风景区，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工厂是省级单位，工人的工资比附近工厂的工人都要高，福利又好，职工们自我感觉良好。大多数青工的工余时间全都在忙着钓鱼网鱼，我则是忙着煮鱼吃鱼、星期天不是结队骑车上乐山逛商场、就是散步下五通看电影，真的快活逍遥，完全没竞争、奋斗的氛围。
苦了十几年，一下子过上这种没有政治压力，工作轻松，还是厂乐队的手风琴手，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简单快乐的日子，我一下子也找不着北，完全忘记我的大学梦了。
福兮祸兮？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当年那种状态，就是很多大型国营工厂倒闭的祸根。
1978年春节，我开好证明回成都结婚，哥哥的学生张小波和梁静（15岁）考上四川音乐学院（77届），哥哥送她们来成都报到，到家里来看我们。我这才知道“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周围的人们，纷纷在准备高考。这下真刺激到我了，复苏了我的大学梦，我也想考大学了。
此时，唐生已从重医毕业，分配到温江地区医院工作，公公费尽心思找到能帮忙调动的朋友，朋友说只要我们结了婚，就可以以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的政策调我到温江，连接手的单位都选好了。
问题来了，如果我要赶1978年的高考，目前只能在乐山报名，那么调动工作的事就肯定只能泡汤了。
我和唐生1967年在北京定情，11年来聚少离多，离别情相思苦装满了两大箱（信），如今他工作稳定，又到了而立之年，还承蒙公公婆婆如此周详的谋划。我实在不忍心再让他苦等，更不能拂了公公婆婆的好意。我独自苦思了两天决定：生存第一，梦想靠边。我悄悄把我的想法跟哥哥说了。哥哥说“想得对，先调回来，上大学以后还有机会。”我释然了。于是我欢天喜地结了婚回牛华挣表现去了。
1978年8月我果真调到了温江地区物资局，担任业务员。新的单位，全新的工作，需要我全身心的投入，而且不久我怀孕了。80年2月生完孩子上班，单位照顾我让我改做财务不再去外面跑业务了。我花了三年的时间破格考评上了会计员（正考需五年专业工龄）。我本想这辈子就这样一级一级慢慢往上考，做个顶级会计师也算功德圆满，上不上大学已没有那么在意了。
1983年机会突然来了，省物资局不知是那位局长想赶赶时髦学学金融系统（金融系统82年就开始了），决定委托原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大）会计系办一个会计专业的委培生班。单位推荐全省统考（只此一届）。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省物资系统适龄员工上万名，名额有限只招35名。也算是千里挑一，百里挑一了。
因为全脱产、带薪、计工龄、全免费的优惠政策，人们真的是挤破了头。温江地区分到五个参加考试的名额。采用层层推荐的办法筛选。分管我们化建科的杨副局长，是个只会签自己名字的南下干部，但他惜才，他一一反驳我是初中生、有孩子不合适，怕浪费指标的说法，力排众议，并代我立下保证不浪费指标的军令状，给我争取了一个参加考试的名额。
现在想想，那时的干部还真的是人民公仆，他自己的女儿也同时期在我们局作业务员，比我小，还是高中生（文革中毕业的）他都没有顾上，而努力推荐了我这个没给他泡过一杯茶，没给他送过一包烟的普通部下。而且还没得到我的一声谢谢。因为那次推荐整个过程在当时是保密的。多年后，我才从退休的老局长那里听到这段公案。八十年代，好干净！真的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代啊。
好在我还真的没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苦心，保住了这个得之不易的名额，以前十的好成绩考上了。
入校报到那天，先生借了他表哥单位上的吉普车，拉上我的行李，带着儿子隆重地送我到光华村，陪着我报道，将我送到“熊猫楼”前（女生宿舍男士勿入），他们进不去只好拜拜了。望着他们父子渐渐远去的身影，我默默地想：真对不起了，只有辛苦你几年了。
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我转身上楼，来到215室，这是八个人的寝室，远道的重庆、攀枝花、宜宾、广元的同学们反而先来了，同学们帮着我铺好床，我坐在床边和大家寒暄，这时我才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大学生活开始了。
我的这个大学梦啊，足足走了二十一年！
2020年2月26日于杨柳河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