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以色列妇女在特拉维夫哀悼死难者，上面写着：“无言”。（美联社）
在10月6日遭受伊斯兰恐怖组织“哈玛斯”（Hamas）的突击之后，以色列立即进行反击。连日来，以色列对加萨走廊进行密集轰炸，造成众多巴勒斯坦平民伤亡。目前，以色列在加萨边境已集结50万以上的兵力，随时准备进入这个人口高达260万的城市展开地面作战。此刻，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关切”开始兴起，对加萨人民“掬一把同情泪”的情绪开始泛滥。除了联合国警告以色列的“围城”已构成违反国际法，触犯《战争法》（不杀无辜）的嫌疑，哈玛斯也对全世界发起“愤怒日”的呼吁，号召各地“反以色列（犹）”人士或团体进行抗议。于是，各地出现了针对以色列人的“随机杀害事件”，包括北京一件刺杀以色列大使馆人员的事件，以及法国一所高中的“刺犹”死亡案件。
是谁挑起了战火？
除了各地“反犹事件”开始出现，短短几天，人们也开始从“认知恐怖”（cognitive terrorism）转向“认知同情”（cognitive empathy），出现反对以色列对加萨居民人道迫害的呼声。实际上，人们倾向于滤除恐怖而宣泄同情，倾向于对弱势的“第三方同情”。在此转换中，所谓“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成为一种“道德正确”的借口。换言之，人道主义被扭曲和误导，被“选择性的表达和主张”。
人们的记忆只有10天？抑或短于一周？这是人们常有的一种“认知断裂症”。当人们看到巴勒斯坦平民遭受以色列轰炸的惨况，就忘记了几天前以色列人遭受哈玛斯5千枚火箭饱和攻击的悲剧？这是一种“眼前”涂抹“昨日”的“记忆覆盖术”？只看今天，遗忘昨日？
在中东地区经历即使不算长的和平岁月之后，乃至国际社会多方促成中东和平进程之际，是谁挑起了战火？是谁率先发起了攻击？难道，人们对肇事祸首只有几天的愤怒？或是根本黑白颠倒，是非不明？
人道主义不是一种“选择性价值”
人道主义必须适用于所有人，而不只适用于居住在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对于以色列来说，军事反击行动需不需要讲究仁慈与宽恕？人道主义的谴责是不是只由以色列来承担？未来几天，我们当然希望以色列能有智慧地承担一场“没有战争罪行的反击战”，但是在哈玛斯狂轰以色列之后，这些圣战士可曾承担自己战争罪行的后果？到底谁才有立场和资格高举人道主义的大旗？
对他人的怜悯必须普世的、整体的、通行的，不是一时的情感泛滥或视觉感伤。人道必须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不是政治立场，更不是党同伐异的选择性标准。
制造人道危机者，后果自负
加萨的人道主义危机，究竟是应由以色列人来“自负”？还是所有拥护巴勒斯坦的恐怖组织来“自受”？如果恐怖组织只是喊出一句“圣战”，就拥有一种专属伊斯兰教的杀人特权，那以色列或广义犹太人遭受的人道危机，谁来承担？换言之，人道危机始终而且永远必须由制造人道危机的一方来负责，如果“圣战士”可以用神圣之名任意杀人，那有什么理由反对受害者以“报复”之名进行自卫和反击！我之所以主张哈玛斯必须被消灭，理由很简单，那就是这种“假圣战之名行屠杀之实”的伊斯兰暴徒，始终是制造人道危机而沾沾自喜的“人道恶魔”。一句话：凡制造人道危机者，后果自负！
然而，这些人道危机的制造者，为人道危机负责了吗？没有！偷袭他人时无比神勇，敌人反击时，躲得无影无踪！
人道主义是巴勒斯坦的专利？还是左派的特权？
是谁在为以色列人的死亡而欢呼？
人们往往被恐怖组织“圣战”（Jihad）一词的字面意义所迷惑。按照伊斯兰圣典《古兰经》的精神，“伊斯兰”（Islam）是“服从、归顺、宁静、和平”等等意思，这或许可称之为“伊斯兰的人道主义”，更是与好战、斗争、杀戮、恐攻等等行为截然对立，甚至为伊斯兰教义所不允许、不可宽恕。至于所谓“穆斯林”（Muslim）则是指“把信仰归顺于唯一真主的人”。然而，正是自称所谓“伊斯兰圣战士”曲解了（亵渎了）自己的宗教圣典，把“服从真主”窃取成为“杀死敌人”的借口，并占据“神圣代言”的“假道德高度”，遂行“杀人合理化”勾当，而后再嫁祸并牺牲自己的人民，把巴勒斯坦人当成满足其权力欲望与任意屠杀的工具。
毫无疑问，一旦以色列军队攻入加萨，必然是死伤无数，尸横遍野；人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幅画面：在以色列军人锐利枪口下哀嚎求救的巴勒斯坦人！然而，当以色列襁褓中的婴儿遭到哈玛斯乱枪扫射之时，无法言语的婴儿又如何抗议和求生？当哈玛斯的火箭落入以色列之时，是谁在为巨大的爆炸狂呼大叫、兴奋不止？是谁簇拥和崇拜他们的“圣战士”？是谁在为以色列人的死亡而欢呼？
哈玛斯必须全数消灭
恐攻不会带来和平，一如报复不会重建正义。虽说“冤冤相报何时了”？但“冤有头、债有主”。人道主义不能颠倒是非，也不能抹煞黑白。哈玛斯必须全数消灭，因为消灭制造人道危机的反人类罪犯，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