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与丁一岚
这个人，只要1966年还在学校念书的初中以上的学生，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正是以他为代表的三家村，遭到姚文元为首的文化打手的猛烈攻击，这才拉开了后来延续10年的文革序幕。
他在60年代初写的《燕山夜话》，与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后来成为发动文革的突破口，最终导致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由此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刘少奇打倒在地。
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来龙去脉。
邓拓担任《人民日报》总编时，刘少奇对党报社论的把握尺度，同毛泽东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这让夹在中间的邓拓十分为难。有次，社论大样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批了一句：“我不看了！”按照惯例，凡重要社论必须经毛批准才能见报，毛批“我不看了”，这意思很明显，就是不赞同社论的观点。
面对退回来的社论大样，邓拓独坐愁城，冥思苦想。发了吧，主席不同意；不发吧，刘少奇那边又没法交代。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发表。不过做了一点调整，将原来的4号字改成了5号字，心想也许字小一点，就不会引起特别注意了。这种做法，不但自欺欺人，而且涉嫌顶撞了。
反右时，为引蛇出洞，让《人民日报》刊登一些批评锋芒比较尖锐的文章，发表时不加任何按语。邓拓认为党的机关报这样登不妥当，就在这些文章前面加上了按语。这样做不符合引蛇出洞的构想，让毛很不满意。两件事合在一起，邓拓被批评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
有了这两句评语，邓拓在报社就待不下去了，于是调到北京市委任职。
1966年初，邓拓再次遭受打击，作为“三家村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猛烈批判，同时停止了他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工作。从此，他只能呆在家里，等待结论，也期盼组织能找他谈话，给他辩白的机会。
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人，不做任何解释，直接把“大参考”全部收走，并告知以后不再给他送“大参考”了。邓拓闻听有点激动，托来人向上面带话，希望“大参考”继续照送，但来人毫不理会，拎着“大参考”就走了。邓拓仍不死心，跟在来人身后继续要求说：能不能把“大参考”给他一份。这情景如同乞丐求人不被理睬，令邓拓倍感凄凉。此后，他一直坐在书房里，默不作声，一言不发。
当年的“大参考”，是地位和资格的象征，只有高级干部才能拥有。继续配送，说明仍然承认你的身份；一旦收回这种权利，就意味着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
一个月后，更沉重的打击自天而降。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已经查明邓拓的叛徒身份，并声称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邓拓自己就是搞报纸出身的，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等同宣判一个人的死刑。邓拓彻底绝望了，剩下的路，就只能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忠诚了。
5月18日早上，妻子丁一岚去邓拓房间，发现丈夫全身冰凉，已经去世。因为家里还住着警卫员，丁一岚不敢放声痛哭。邓拓床前的书桌上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稿子，信封上写明要丁一岚立即销毁。丁一岚怕惊动了警卫员，就找到恰好住在她家的邓拓的姐姐，两人把信连剪带撕的弄碎，再扔进厕所，用水冲走。
当时不敢烧信，怕有火光和气味，只能趁警卫员醒来前匆匆毁掉。连稿子上写的什么也不知道。
在告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强忍悲痛，仔细看了一下躺在床上的丈夫。几个月来邓拓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让丁一岚觉得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丈夫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丁一岚对丈夫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北京市委决定不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对外公开，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时，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也特别指示不让知道。第二天，市委又来查抄东西，说按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要拿走。
邓拓死后，丁一岚在机关上班，有整整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话。因为党有指示，不让把邓拓的死讯告诉子女，丁一岚一直严守秘密，只告诉孩子他们的父亲住院去了。直到两年后外边已经传开，子女们回来问她，丁一岚请示了市委，这才对孩子说出了真相。
有段时间，丁一岚总是提心吊胆，不知道该把邓拓的骨灰存放在哪里才安全，红卫兵可能随时上门抄家，放家里肯定不行。后来，还是和邓拓的哥哥商量，决定将邓拓的骨灰存放在哥哥家里。
邓拓的哥哥在中科院工作，父母的骨灰一直放在他家。哥哥将父母的骨灰合装在一个坛子里，空出一个来收藏弟弟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保存下来。
自从邓拓走后，每年的5月18日，丁一岚都会给邓拓写一封信，就如同邓拓还活着一样，同丈夫叙话家常。然后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看着它燃成灰烬。
2023-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