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铭：中共宣传洗脑最成功的两条：一是中共发展了经济；二是没有中共，中国会乱。历史证明，恰恰是中共阻碍了经济。改革开放能够成功就在于中共此前闭关锁国，所谓改革就是将中共对人民的束缚适当松绑。没有苏共，东欧国家没有乱。大清灭亡时，太监也高呼国家乱了。简单问一句：没有中共，就不需要吃饭了？
@muxiaokai：我的记忆里有一些场景。比如中学食堂的米生了大量的虫。有好几个月，我们每餐都要从饭里一条条往外扒拉虫子，扔在桌上，再把剩下的饭吃掉。当时十分淡定。过几年想起，奇怪为什么要卖给我们那样的饭。又过几年，奇怪当时怎么没人抗议。现在都不奇怪了。只有那个挑虫子的场景很突兀地留在记忆里。
@xiucai1911：没人性的事很多，但是这么没人性的事还引以为豪，就实在太没人性了。
@wyjaaa：1966年他自杀身亡。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写过大量讴歌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不过致他于死地的罪名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他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手持舆论冲锋号，却成为文革的第一个牺牲品。他是邓拓。杜月笙曾说永远不要做政府的吹鼓手，因为最嫌你脏的就是政府。
李凯源：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