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后，北京表达出一种暧昧的“中立”立场，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的“中立”立场如出一辙。既然北京一贯主张“劝和促谈”，那么究竟哪一方打破了和平？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如果没有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和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就不会有这两场绵延至今的军事冲突。若要恢复和平，不该叫犯事者住手吗？然而，从未谴责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北京，到目前为止也从未谴责哈马斯“阿克萨洪水行动”。
自相矛盾之中，北京游离其“和平”话语，委婉地表达出另一套说辞：将战争责任“归根溯源”到“北约东扩威胁安全”和“两国方案未能落实”，从而将犯事者发动战争的行为合法化。北京所主张的“劝和促谈”，并非无条件（unconditional），而是建议受害者接受加害者的条件，从而达成一种“合理”妥协。这才是北京“中立”表象下的真实立场。
北京建制派的外交正式表态毕竟恪守国际关系基本伦理，“对冲突造成平民伤亡感到痛心，对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谴责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云云。而官方操纵下舆论界，指责乌克兰和以色列受难者“罪有应得”者有之，支持俄罗斯吞并乌克兰、消灭以色列国者有之，这些民粹主义论调不仅与北京承认乌克兰和以色列主权的政治立场相悖，而且属实“连一点点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了”。
众所周知，哈马斯是一个主张伊斯兰教法和原教旨主义的极右翼军事组织，正如普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准法西斯主义”。在哈马斯粉和普京粉横行的中国舆论界，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和乌克兰东部俄罗斯人鸣冤叫苦者，如果真是人权捍卫者，为何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对朝鲜等践踏人权的世袭盗贼政权（Kleptocracy）青睐有加？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和乌克兰东部俄罗斯人的处境的确亟待改善，但压迫加沙人和俄罗斯人的，首当其冲是2006年以来在加沙建立独裁政权的哈马斯和1999年以来在俄罗斯建立独裁政权的普京和统一俄罗斯党，而非任何间接外部势力。美国对朝鲜和古巴的制裁客观上有损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但从根子上为维护“党（家、官、君）有制”拒绝实行“私（民）有化”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恰恰是置民族大义、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通通于不顾的金氏和卡斯特罗氏盗贼统治集团。被劫持为人质、推向战争火坑的加沙和俄罗斯“韭菜”视哈马斯和普京为“解放者”，本已荒谬；中国韭菜与加沙和俄罗斯韭菜的“共鸣”，堪称绝伦。
以色列向哈马斯宣战后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轰炸，北京“谴责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成为一种极为模糊的外交辞令。哈马斯恐怖袭击当然是“伤害无辜平民的行为”，但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也不能保证不伤害任何无辜平民，这就使得哈马斯恐怖袭击相对化了。然而，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和呼吁以色列保持克制是并不冲突的两码事，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同时进行。以色列国防军若在加沙地带犯下战争罪行，难道能减轻哈马斯恐怖袭击的罪行吗？
以色列与哈马斯之战，不是所谓“西方”与非西方之战，不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乃至穆斯林之战，甚至不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战；不是文化、文明、民族、宗教的特殊性之争，而是世俗与神权、民主与专制、启蒙与蒙昧、现代与中世纪的普遍性之争。以色列并非完全的世俗国家，巴勒斯坦也有世俗主义者。但哈马斯作为巴勒斯坦反动派的象征，远比在宪政体制下运作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和利库德集团邪恶得多。
解决以巴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和平发展取代战争倒退，以世俗理性取代宗教狂热，以现代文明取代中世纪野蛮。911事件后，中国民间舆论虽群魔乱舞，但江泽民当晚便致电布什，向美国和遇难者家属表示同情，并谴责“所有恐怖主义暴力行动”。如今，北京对哈马斯恐怖袭击一日不予谴责，就是一日抹煞其战争倒退、宗教狂热和中世纪野蛮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哈马斯暴行的无视中，除了上述为中世纪野蛮卸责或辩护的主流声音，还有一种另类的激进“左翼”立场。34个哈佛学生团体连署声明表示以色列应该为哈马斯恐怖袭击“负起全责”、与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真主党等极右翼恐怖组织并肩作战反对以色列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和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等极左翼恐怖组织等等，都是这种立场的体现。
无论是话语上对哈马斯恐怖袭击的辩护，还是行动上为哈马斯发起的战争牺牲，这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左翼恐怖分子，都已跟极右翼恐怖分子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一旦掌权，给巴勒斯坦人民、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绝不逊色于哈马斯在加沙造成的灾难；和极右翼恐怖分子一样，他们不会为巴勒斯坦带来理性、和平、发展和现代文明，只会使巴勒斯坦在狂热、战争、倒退和中世纪野蛮中循环往复。暴力永远无法杜绝暴力，非正义的手段永远无法达成正义的目的。有过切身经历的中国人民对此很有发言权。
至于麻省剑桥市的一小撮学生和知识分子，身处现代文明的高地，对中世纪野蛮之中的巴勒斯坦的苦难和现实相距万里，拉起“革命”的道义大旗，活在自己编织的春秋大梦之中，虽然不足为道，但应引以为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