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广大消费者（人口）和日益增长的购买力，过去几十年曾让美国企业将它视为“摇钱树”，无论是“美国的机会在中国”，还是“本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溢美之词都和美国企业确实在当地赚进大把钞票有关。但随着投资经验累积，过去一、二十年，他们也亲身遭遇了不少“中国风险”，且每每适应了一项中国既有游戏规则，就会再遇到新生出的挑战。去年美国上海商会主席史坦因曾在富比世美中商业论坛上说：“我们确实看到（美企）普遍的共识是，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已变得愈来愈困难…”他这句话还成了当期富比世相关新闻的主标题。
关于美企赴中投资的风险评估汗牛充栋，根据警示的内容，美企的挑战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一开始，他们关切的是如何突破“市场准入”和“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偏好”尚且单纯，主要是指当中国社会发生相当大程度的阶级转变，消费环境必然比过去更多元，因此美式商品初期在摸索中国消费者偏好上，难免有一段磨合期。至于“市场准入”，则是除了消费者购买习惯外，一来，中国市场环境起初和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是处于脱节状态，另加上当地政府对外企独有的监管体系，亦让许多美国企业难以踏出第一步。
而后，纵然诸多美企已逐一克服了前期难关，一旦踏足中国市场，却发现棘手问题还在后头。一者是中国极权社会下的“官僚主义”，尤其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许可证取得上，经常有超越美式经验的繁琐流程。另外就是和“官僚主义”一体两面的“政府挑战”，也曾经一度让美企赴中投资很头痛，即中国政府（尤其地方政府）的不透明、腐败和“党领导人中饱私囊”，便让很多美企心有戚戚。
关于后者，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十余年，多有关于赴中投资的期刊、报告，不少会借由一定的篇幅，特别说明中国政治体制的等级结构，包括分析中共官方决定政策、运作以及官员任命的细节。例如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对地方经济资源拥有实质和自由裁量权，加以，当地方官员个人晋升和当地经济绩效（税收）直接挂钩时，美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自然要懂得满足这位关键官员“未来晋升的经济表现”，不只这样，就算这位官员因美企成就的经济表现高升他处，美企还得立刻投入和他继任者的关系经营，因为在中国官场文化，一些前任官员的允诺若未得到继任者认可，哪怕是正在进行的投资项目，也可能因为“厚此（前任）薄彼（继任）”面临被终止的危机。
诸如此类，常决定了在中美企（包括外企）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成功或失败。但近年风险面向又更复杂，且不仅是关于“智慧财产权”保障、和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加剧，或当地劳工工资上涨，企业成本增加等等，更多的却是来自政治面的影响。尤其在习近平上任后，美国企业界普遍感受到的压力，已大幅倾向来自“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的监管行为”。
疫情期间，中国以政府高压管制手段控制企业，无不让美企叹为观止，当时早有许多西方公司直言自己已把在中国的业务视为一种长期赌注，且很清楚回报会因为新增的风险而减弱。这当然是美国政府之后出面将美企技术和投资引导到其他市场的行动主因。
不容否认，尽管如此，直到今天，美国报上仍不乏像是美国汽车业特斯拉、福特，或大型制药厂莫德纳等企业继续进军中国的新闻，但伴随而来，就像美国知名投资顾问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ASG）资深顾问（Myron Brilliant）前不久在媒体上强调的：“我们不会忽视（中国）市场，但在当前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必须更睁大眼睛。”
近日，美国各媒体无不报导了鸿海集团富士康突然遭中国查税的消息，虽多数没有明说，但也都点到了背后或是出于“政治动机”，也就是对郭台铭“执意参选台湾总统的警告”。这一赴中投资政治风险堪称台湾企业所独有，却又直接吻合美企对“北京不稳定和惩罚性监管行为”的警觉，“富士康被查税”之举，虽然不在过去美企赴中投资风险教材之内，但显然对美企也会带来相当重要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