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大的、几乎是唯一的正统教育面前，即使偶尔有不同的声音，也会很自然地被我视为异端，并自觉地加以抵制，至少是不接受，甚至会慷慨激昂地加以驳斥、批判。
如小说中的某些描写，一旦不符合我们心目中的战争想象，就会令我反感，不舒服。1974年11月我看了《红日》后，觉得这本书“不使人增添勇气和信心，反而使人感到死亡可怕，战争可怕，作者的描写给予人精神上的压力和摧残，不使你感到浑身充满力量，反而使你感到死亡是多么可怕。他把敌人写的那样顽强，把他们的死写的又那样凄惨，仿佛是让读者同情他们。我认为这本书并不好，或者说很不好。”我当时并没有看过对这本小说的批判之词，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就不喜欢。
1975年4月我看了电影剧本《吉鸿昌》，非常激动，深受教育，“但同时也觉得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如把吉鸿昌的死虽然描写的伟大，但好像给读者的印象是，最后还是敌人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的人遭枪杀，悲伤、失望、痛苦，好像并不是给人勇气和信心。还有把叛徒描写得可怜胜过可恨，似乎他们背叛也是出于无奈，并不是他们真的坏。”
记得有一次学校请了清水塘的一位老工人做忆苦思甜报告，他说在旧社会当徒弟时经常无故被老板打耳光，他每次都用手捂脸笑着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冒看见你老人家，是我瞎了眼，……”这个老工人一边学着他当年的口气说对不起，“一边做出了低三下气的奴隶相，脸上堆起献殷勤的奸笑，这不能不令人愤恨。看着他今天的这副奴才相，谁能相信这是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他的口气、动作，哪一点像朴实的老工人？他哪有那种穷苦人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他今天的这个丑恶像，倒是像一个工头，像一个好吃懒做、阿谀奉承的小丑，他这是长敌人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即使是你当年有那样的行为，也不能够拿出来教育后代，因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忆苦报告本来是用自己心酸的家事教育群众，揭露黑暗的旧社会，从而抒发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更加努力工作，可到了他这里，变成了油腔滑调的故事。”
“还有，他说他曾经看见过敌人迫害我们的革命者，当被敌人折磨昏过去、又被冷水泼醒时，不由得长叹一声：唉，……这是多么无耻的污蔑！我看过无数本小说，看过革命的样板戏，在那里面，革命者在敌人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在毒刑拷打之后，仍然坚强地和敌人作斗争，哪里叹过气？像江姐、许云峰、陈岗那些共产党员，那样坚贞不屈，在死亡面前都潇洒自若，怎么会在敌人面前说‘唉’？这是多么可卑的诽谤！”
其实这个老工人讲的可能是实情，但实情与我们脑海中的模式不符时，我们就拒绝接受，从不怀疑灌输给我们的模式是否有问题，而是怀疑讲实话的人在造谣污蔑（好在我只是在日记中控诉，没有报告老师——这或许是我本能地与权威保持距离的个性所致）。
从表面上看，我当年的这些感受，似乎表明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但这种思考显然是一种长期教育的结果，反映了我们对一切陌生的、不符合自己想象的叙述都习惯性地抱着怀疑、抵触、排斥的态度，而不是从新的信息中有所感悟，进而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那些不同的声音没有矫正我们的偏见，相反还加深了我们的偏见——通过对其批判巩固了原有的偏见，我们只接受同样、同类或相似的东西，不接受差异、另类、相反的事物，这种思维模式呈现出的封闭性、保守性、单一性，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可能是部分老年（当然绝非全部）而非青少年的特征。
2023-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