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里来,推开家门的第一时间,徐涵经常是着急忙慌地上厕所,她对妈妈的解释是,在学校里憋了一天。
这是她上初中以来的常有状况。她解释说,班主任会坐在教室后边“全天候”盯着,无论上课或下课。课间十分钟需保持静默,不许说话,想上厕所了才能离开座位。
因此,厕所成为她们的社交场所。如此三年下来,徐涵只交到两个朋友,分别是同桌,以及同桌对桌。
上了高中,课间时间终于自由一些,但徐涵说,有时“运气不好”赶上老师拖堂,就只能强忍尿意,一忍就得忍到下一个课间。
学生在课间时间活动受限的现象,早在2015年就引起热议,人民日报做过学校课间活动变“圈养”的现象的相关报道。
时至今日,课间“圈养”仍未消失。近日,山西晋中一位老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吐槽“课间圈养”:7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
甚至,据媒体报道,有学校出现“高中生要带通行证才能进厕所”的规定。
“课间10分钟,’野’点又何妨”,这句话曾引发学生、家长及公众的共鸣,但是为何难以落地?
“都是人质,不是学生”
坐在教室,如坐针毡。
头顶上的监控摄像头不时旋转,实时进行“移动监测”。上课了,王晨晨不敢轻易“溜号”,到了下课,也不敢和朋友打闹玩笑。因为监控那头,是班主任不知会何时聚焦的双眼。
摄像头在一年前就存在了。高一刚入学,班主任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将摄像头安放在黑板上方。自那以后,他们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会实时出现在班主任的手机里。有时,摄像头会突然传出班主任的声音,似是“从天而降”,将王晨晨吓一跳。
在教室里,她得保持警惕,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正在被远程“审视”。教室对面,是班主任的办公室,“常常(看到班主任)在办公室门口趴着门框瞅我们。”她说。
“上学就像上监狱一样。”
16岁的王晨晨没有想过,此前憧憬的高中生活会被套在“监控”之下。在某社交平台,她用“文科牲”来介绍自己。
一年前,王晨晨考入哈尔滨一所普通高校的文科优班。她觉得大抵是“优班”的缘故,班主任尤其强调学习。以“学习”之名的管制,从教室到课间,再到午休、体育课。
王晨晨不喜欢被限制在座位上,一有机会,她就会往课室外跑。
午饭过后的休息时间,她会和朋友在校道上散步。体育课上,跑圈解散后的自由时间,她会在操场打会儿羽毛球再回教室。但她也因此被班主任找去谈话过几次,责怪她们不在座位上学习。
能自由掌控而不被“谴责”的时间并不多。更多时候,她没有太多选择,就连十分钟的课间休息也得争分夺秒。
据她观察,老师通常会踏着提前两分钟响起的预备铃进教室,“晚到”的学生极可能被说上两句。若再遇上老师拖堂,实际留给王晨晨的休息时间并不多。有时候,去厕所还是去打水,得来个二选一。
运气好的话,她能扩大课间活动范围,在过道和朋友聊上几句。但不能太大声,否则,办公室会随机出现一位老师出面制止。
有时,管控课间分贝无需老师出手,教室里的摄像头会成为老师进行管理的得力助手。
在高一学生徐涵就读的盖州市某公立中学,教室分贝超过班主任可接受范围时,摄像头会替主人发声“警告”。
摄像头的警报声徐涵并不陌生。她形容那是“哒哒哒”的声音,持续时间有长有短,皆由班主任控制。长的一次约响20秒,通常会被按响两次,短的则响三五秒,会按五六次。每次警报响起,会哒哒持续约一分钟,时而长短交接,“特别吓人,那一分钟老煎熬了”。
当一个可以随时查看并发出警报的摄像头开启时,一举一动,包括说话音量,都不再任由个人支配。个人行为需要服从于集体,或者说是服从于规训者。
课间和同学交流时,徐涵会下意识压低音量,不是担心影响谁休息,而是害怕惹怒“警报”。
谈笑不能太大声,更别提嬉戏打闹。下课不能在楼道游戏,到操场打羽毛球等体育活动同样不被允许。理由是运动会消耗体力,上课了还得花时间缓冲,迟迟进不去学习状态。
只能照做。徐涵说,没有人敢不听老师的话。不过这样的限制对徐涵来说无伤大雅。现实中,课间并没有太多时间能让她跑到操场去。
除了体育课,能到户外活动的时间是那20分钟的大课间。不过做完操,他们就得回到教室,即使可能还剩10分钟休息时间。徐涵并不认为那是下课。因为回教室后,他们需保持安静,进行自习,待打上课铃后正式上课。
很多限制,并非白纸黑字明确写着“不允许”三个字,但条条框架无形存在。
聊起孩子们的情况时,刘洋和其他家长们会在私下开玩笑说孩子们“都是人质,不是学生”。
她记得,最初被夺去课间自由时,徐涵还不适应,会在回家后向刘洋抱怨,说自己是台机器,不能说话,下了课也只能学习,连同学都不认识。现在,徐涵能在课间说话了,但仍被困在校园里。
一身“毛病”
以安全学习为名义的校园管制,将孩子放置在加厚的安全包装中。包装的手法虽不一致,但结果都是让人透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