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手术室中使用的夹钳、剪刀和其它手术器械近景图。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Wesley J. Smith撰文／信宇编译
一个人们往往会忽略的事实是，用于医学移植的人体器官短缺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道德和不符合伦理的行为。比利时上周新闻披露的一个可怕的故事说明了这种危险无处不在。
一名患有脑瘤的16岁女孩要求安乐死并申请捐献器官。令人心痛的是，她年仅16岁！医生同意了她的要求。她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管子，接受了镇静剂注射，医生对她的各个器官进行成像和血液等方面的全面“检查”，整个过程长达36小时。最终，她被执行安乐死，器官被摘取。
关于这个案例，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思。首先，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年轻女孩，希望通过捐献器官，为了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她愿意倾其所有贡献最后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份善良和勇敢，她可能不会做出这个决定。
其次，据我们所知，这名女孩并没有得到专业的自杀预防服务，也没有接受姑息治疗，无法减缓脑瘤给她带来的疼痛症状。
第三，她接受长时间的镇静剂注射，身上插满了管子，并不是为了她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让她的器官得到全面检测，从而找到合适的受体。换而言之，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一旦女孩要求捐献器官，她的身体器官就变得比她的生命本身更重要了。
在比利时和荷兰，将安乐死与器官捐献结合起来的现象越来越多。这两个国家并不要求捐献器官的病人患有绝症。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精神病患者有资格接受医疗机构强行终止生命。也就是说，那些长年在医院里卧病在床的病人有可能被医院实施安乐死，然后被摘取器官。
我们在文化上更亲近的加拿大在同样的功利主义道路上走得更远，2016年他们将安乐死合法化。在安大略（Ontario）省，即使不属于绝症患者的病人也有可能被接受注射死刑；从明年起，精神病患者也有可能被接受注射死刑；医院必须告知负责器官捐献的机构，如延龄草生命遗泽网络（Trillium Gift of Life Network），以便后者可以派代表联系这些病人，从而得到他们的肝、肾、胰腺、肺和心脏等器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病人并没有机会接受心理健康专家的专业服务，无法阻止自杀惨案的发生。因此，在器官移植团体的积极支持下，这项政策向有自杀倾向的加拿大病人和残疾人发出的明确信息就是，他们的死亡对加拿大政府来说比他们的生命更有价值。这种抛弃已经变得如此粗鲁，以至于加拿大媒体《渥太华公民报》（Ottawa Citizen）早在2020年就发文将安乐死描述为器官捐赠业的“福音”。
事实上，为人体器官而杀人的危险并不局限于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目前，总部位于芝加哥的美国统一法律委员会（Uniform Law Commission，简称ULC）正在努力重新定义“脑死亡”，目的可能是允许比现行程序下获取更多的器官。（脑死亡是否属于真正的死亡，我们将另文专题探讨。）尽管这个重新定义的过程暂时中断了，然而这种僵局并不能让我们高枕无忧。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刚刚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题为“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之我见”（What is the line between life and death? Here’s my answer），在全球范围内发表，主张器官捐献者不一定要求在生物学上死亡后才能被摘取器官。
事实上，辛格教授主张为了获取人体器官而剥夺他人性命。他问道：“什么时候结束人的生命是正当的？”他的答案是：“决定是否有理由认为一个人的生命已经终结的是不可逆转的意识丧失：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家人和朋友所熟悉和喜爱的人就永远离开了他们。”
然而这些人不是任人摆布的尸体！他们是有尊严的病人！这既是基本的生物学原理，也是医学伦理的根本。
辛格以及其他许多发表过类似观点的生命伦理学者将以不科学的方式重新定义死亡，把死亡从一种不存在的生物状态变成一种价值较低的社会学状态，相当于“与死无异”，从而使毫无疑问还活着的人失去人性。更危险的是，他的提议将在法律中确立“有一种生命不值得活下去”这个有害原则。历史充分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存在多么严重的危险。
除此之外，我们也无法确切判定一个人已经事实上失去知觉。看似毫无知觉的病人意外“醒来”的故事比比皆是。
此外，被认为失去知觉的人往往是清醒的、有意识的，然而却无法与他人交流。事实上，全球科技媒体第一品牌《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2022年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可能有20%被认为失去知觉的人实际上是清醒的。随着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不断深入，认知测试也越来越复杂，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增加。这就意味着，如果临床医生接受辛格教授那套危险理论，那些不符合被注射死亡和器官移植条件的病人也可能遭受可怕的命运。
危险还远远不止于此。一旦我们确立了可以为了器官而杀死某些活人的原则，可以摘取器官的类别肯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我们只需看看协助自杀和安乐死运动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个过程是如何惊心动魄险像环生。可能有人会说，协助自杀将严格限于濒临死亡的病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地方，协助自杀的对象远远超出了临终病人。即使是在仍有这种严格限制的美国各州，法律也有所松动，使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被置于死地。
最后，在讨论为器官而杀人的问题时，我们不能不提到中共治下正在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在那里，众多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被强制活摘器官，以供应中国境内恶性的人体器官黑市。西方国家可能永远不会走得那么远，然而为了获取病人的器官而将其非人化，那么推而广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遭到致命的非人化对待。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底线就是：公众对移植医学的信心取决于业界能否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我想不出比允许为器官杀人更能破坏公众对移植医学支持的方式了。显而易见，如果人们相信移植医学界支持从活人身上获取重要器官，那么整个移植医学界就会面临公众信心的崩溃。这就意味着可供移植的器官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这将是一场灾难，器官移植行业将从此一蹶不振。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作者简介：
韦斯利·史密斯（Wesley J. Smith），获奖作家，是“人性化”（Humanize）播客（Humanize.today）的节目主持人，是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非营利性智库发现研究所（the Discovery Institute）人类例外主义中心（Center on Human Exceptionalism）的主席，也是总部位于俄亥俄州的全美患者权利委员会（the Patients Rights Council）的顾问。他的最新著作是《死亡文化：“伤害”医学的时代》（Culture of Death: The Age of“Do Harm” Medicine,2016）。
原文：No to Killing for Organ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