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理李克强突然离世所激起的悼念风潮，是这个时代真实民情的重要写照。我这几天奔忙于旅途，不方便写长推文。我80年代末曾见过一次李克强，下面是我所了解的、他的一个侧面。80年代末，我刚开始在北大法律系宪法专业读研不久，帮助龚祥瑞教授整理一篇不可能在国内发表的文稿。
一天下午，与另一位研究生到龚先生家里去。龚先生叫我们多等一会，说待会李克强回来。李克强当时是团中央书记，我们都知道他很可能将来会成为最高领导人或最高领导人之一。大约20多分钟后，李克强来了，上穿蓝色中山装，扣着风纪扣。龚先生做了简短介绍，李克强风度翩翩跟我们打招呼、挥手。
我对他的挥手姿态记忆尤新。那是一种踌躇满志、眼熟的领袖人物挥手形态。然后，龚先生叫我们离开，他与李克强进了书房。但这不是我这里要说的重点。我要说的是李克强与龚祥瑞先生的关系。龚祥瑞先生是当时北京最有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许多年轻一代自由知识分子、学生经常进出其家门。
龚先生是南京民国政府第一届公派留学生，先后在英国法国学习宪法、行政法。1949年之后，他经常是政治运动中挨整的对象。在我的老师中间，他无意是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有知识的一位。李克强在做学生期间，与刘庸安、杨柏揆等人一起帮助龚祥瑞先生整理了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
此外，也是在龚先生的推荐、引导下，李克强参与翻译了英国上诉法院法官丹宁勋爵《正当法律程序》一书。同时翻译出版的还有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这些在当时都是开风气、意在倡导现在法治观念的书。这两本书我都没有读过。但龚先生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却对我影响很大，它完全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透漏着激情，讲述三权分立、政党政治、法治等现代政治制度的原则与解释。行文颇为晦涩难懂，但却是我最早的启蒙读物之一。在当时好书稀缺的情况下，我读了很多遍。这本书的后记中，列有帮助整理文稿的学生名字，第一个是李克强。
李克强后来去了团中央，依然保持了与龚先生的来往。我无从知道李克强参与整理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一书，其所讲述的西方宪法原则对他本人有多深影响。他在快速升迁、最终跻身最高层之后，怎样看待自己的知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自然更无从知晓。但是，或许可以推测，李克强没能成为最高领导人，在最后时刻被正宗红二代习近平取代，与他学生时代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关系经历，未必不会没有关系。李先念曾说，赵紫阳学习西方的东西太多，要防着点。这当然也适合于李克强。
李克强去世后，对是否应该哀悼纪念，有明显分歧。我写下这些，纪念那个在未名湖畔追求新知识、亲近值得亲近的师长的青年。我把悼念潮基本上理解为一种反叛，对这个体制、对另一个自负而无知的人的批判否定。反叛，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在尝试反叛中，人们才可能发现反叛的可能、技巧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