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7日，纪念刘少奇12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之子刘源（图）等多名红色后代出席。
随着更多内幕浮出水面，北京当局在李克强死前、死后的一系列操作，更加深了民众对其死因的怀疑，也在中共党内引起了不小的震荡。这也是习近平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公开下令架走胡锦涛、引发党内普遍不满后，迎来的又一次挑战。中共内部加剧分崩，习也是压力山大。此时，曾经支持习的中共“红二代”、刘少奇之子刘源撰文批个人专断，释放出了不寻常的信号。
11月24日是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冥诞125周年。11月6日晚，纪念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出现音乐会除了刘源外，还有刘少奇的女儿刘亭、毛泽东的外孙王效芝、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少将和外孙刘建少将、陈毅之子陈昊苏、华国锋之子苏斌、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少将，东部战区原陆军司令员秦卫江中将等。这些都是中共的“红二代”，而曾经在刘少奇120周年冥诞参加座谈会的习近平，不见踪影和任何的表示。
此前有报导称，刘源是习近平在军内“倚重”之人，刘源还与习私交甚厚。据悉，虽然刘源曾支持薄熙来，但却是最早公开“倒薄”的军人，并在习的力挺下，选择了快速与其切割；另一方面，他还支持反腐，并协助胡习，拿下了江泽民在军中的铁杆亲信、巨贪总后副部长谷俊山。刘源还曾在2015年透露，抓捕徐才厚、谷俊山这样的“大贪巨奸”，是习近平直接下的命令。
不过，在习2018年开始高度集权后，刘源等众多曾经支持他的“红二代”也开始渐行渐远。如今，刘少奇的冥诞官方静悄悄似乎在传递着某种“冷遇”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11月1日，“毛泽东思想研究”网站和杂志刊登了署名作者为刘源、卫灵的纪念刘少奇冥诞的文章：《确立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组织与制度建设》。略微有些讽刺的是，害死刘少奇、让刘家日子难熬的正是毛泽东，而身为刘少奇的儿子却在研究毛思想的杂志和网站上刊发文章，真不知心中是如何想的。
资料显示，毛思想研究杂志创办于1983年，倡导者是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主办单位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属于国家级期刊。按照其网上说法，在国内外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目前，除了杨超继续担任该刊编委会主任外，编委还包括邢贲思（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华泽（中国新闻协会主席）、姜思毅（军事科学院中将、研究员）、龚育之（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等。曾为其题词的中共高官有宋任穷、李德生、胡绳、张国基、方毅、邵华泽、王首道、孙毅、邢贲思、逄先知、王梦奎、苏星等，为其撰稿的高官则有余秋里、杨汝岱、谢世杰、侯树栋等。
换言之，该杂志背后有一大批中共退休和现任高官支持，而刘源的文章能在杂志上发表，透露的就是编辑部和其背后高官们对其的认可。那刘源的文章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
文章当然也是党话、套话连篇，主要介绍了刘少奇的民主集中制理论形成、发展、成熟和意义等。文章一些表述颇有曲笔劝谏中南海最高层的意味。
文章提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向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书面报告并发表讲话，“强调民主集中制”是中共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的，是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在剖析违反民主集中制带来的种种危害时，刘少奇认为近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出现的许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不是语带双关？
刘少奇要求为政者要以民为鉴，把民情当作镜子，检查施政之得失。“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文章称，刘少奇在报告、演讲和文稿中，“反复阐述党内要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个人领导。明确反对个人专制主义……”。
行文中，又称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原则》，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作为一个大问题凸显出来，把“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作为党规党法肯定下来。
文章又称，历史经验表明，中共八大提出的路线长期遭到严重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领导脱离群众；但独断、肯定犯错，‘家长制’排斥了集体智慧，个人脱离组织”，“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一定要维护党的领袖人物的威信，同时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在文章的最后，刘源提到了习近平在纪念刘少奇冥诞120周年座谈会上，引述刘少奇的话“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
中国人自古惯用春秋笔法，在当下习近平高度集权、独断专行、没有任何人可以监督、引得天怒人怨的大背景下，这篇文章无法不让人对号入座。那就是现在国内政治经济出了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习的“一言堂”，在于他排斥了其他中共领导人。而刘源等“红二代”对于这样的习很是不满，他们背后的很多离退休的中共高官很是不满。这表明习业已失去很多“红二代”和党内高官的支持，而这股力量习如果忽视，会出现怎样的后果呢？
关于文中特意提及的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也值得关注。当年，在中共人为制造的三年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后，毛的威信大幅降低，各地高官、党员对中共中央深为不满。毛召开有七千名官员参加的会议，原本是为了加强集中统一，推动粮食征购，但最后在刘少奇做报告后，在刘等人的推动下，会议采取民主的方式，官员们纷纷表达对大跃进等的真实看法，甚至有人公开批评毛。毛、周、邓随后在全体会议上，装模作样做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的报告和所为让毛内心感到了威胁，也为刘凄惨的命运埋下了伏笔。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重提阶级斗争，痛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4年后，文革爆发，刘少奇很快被打倒，最后惨死。
据说江青在文革初期宣称：“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其透露出的就是毛对七千人大会的不满。事实上，毛确实是不满的。1967年2月，毛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的谈话中就提到：“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已经隐约透露了毛对刘少奇的不满。
历史有些近似，但又有些不同。毛当年在党内还有刘少奇等掣肘者，可以在党内有所行动，而现在的习身边都是唯唯诺诺和明哲保身之辈，加上习掌控武警军队，中共内部反习力量通过党内大会对习发难似乎并不容易。但历史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业已失去民心、军心、党心，甚至是“红二代”支持的习政权，究竟会以什么方式离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