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伙伴合作，保护美国军事装备、物资和人员的流动免受中国（中共）监控。”这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在刚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给美国国会的十大项建议之一。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是一个独立于美国政府的机构，负责根据美中双边贸易调查结果提供建议，评估美国各行业面临的国家安全和贸易风险，并对中共的行动进行研究。
自2000年以来，USCC每年向美国国会和总统直接提交年度报告或具体研究报告。
今年11月14日，USCC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23年度报告。该报告提到，在202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中关系处在紧张升温或降温的起起落落中，这反映出美中之间的“竞争在加剧”，而美中关系的“新常态是持续的、长期的战略和系统性竞争”。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共产党政权都没有表现出改变其政策的迹象。北京继续拒绝在国家安全、经济或贸易等基本议题上与美国合作。”该报告明确地说，“现在，中国（中共）似乎将其与美国的外交主要视为在一段时间内阻止和延缓美国施压的工具，同时中国则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军事和技术能力的道路上进一步前进。北京不断深化努力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寻求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对抗美国与其在欧洲、亚洲和其它地区民主盟友的结盟。”
预测2024年，该报告认为，美中关系会受到11月美国大选、1月台湾总统选举、俄乌战争进程，以及中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持续，系统性竞争将加剧”。
在此大背景下，该报告向美国国会提出了总共30项建议，并强调其中的十项建议“对于国会行动来说是最重要的”。
下面来看一下这十大建议都是什么内容。
一、关于在中国投资的风险
建议国会考虑通过立法来建立一个公司信息披露要求的框架，以使投资者更透明地了解上市公司在中国面临的风险。
该框架涵盖的因素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美国）公司在中国总资产的百分比、它们与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的研发的数量和性质，以及公司决策层中任何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人员的影响力。
二、关于中国电子产品的国安威胁
建议国会建立风险矩阵架构来评估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对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为了消除或减轻威胁矩阵评估中确定的风险，国会应考虑使用包括关税在内的所有贸易工具，。
三、关于物流和人流安全
建议国会指示美国国防部与欧洲伙伴合作，保护美国军事装备、物资和人员的流动免受中国（中共）监控，中共通过其“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以及受中国共产党或中共政府控制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其它物流平台，或任何与中国此类系统共享数据的物流平台，实施这些监控。
与欧洲合作伙伴的协调应包括：
▶识别北约国家目前正在使用或打算使用中国的或其它受关注国家（countries of concern）的LOGINK或类似系统的港口；
►评估美国军方目前和过去通过LOGINK或类似系统遭受中国监控的情况，以及此类情况对美国利益和国家安全造成的风险；
▶识别和评估通过目前还未使用或打算使用LOGINK或类似系统的港口采用替代运输路线的可行性，包括识别因试图避免暴露于此类系统而对美国军事计划、活动和行动造成的任何风险；
▶实施联合措施，以减轻欧洲港口暴露于LOGINK和类似系统的已识别风险。
四、关于中共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和干涉
建议国会透过对1965年《高等教育法》进行如下修订，来应对中共国家支持的对美国的影响和干涉：
▶要求美国教育部根据该法案第117条的要求，与美国联邦执法机构、情报机构和其它相关机构（包括但不限于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分享有关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外国馈赠和合约的披露资讯。此类资讯共享应包括至少追溯到十年前或国会指定的时间段的馈赠和合约，以及所有的未来的馈赠和合约。
▶指示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ODNI）主导的跨机构审查，评估涉及第117条的资讯，以确定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资金所带来的风险。跨机构调查结果应向国会报告，并告知采取的措施，包括可能暂停联邦资金，以减轻美国大学和学院继续收到来自中国的资金的相关风险。
▶要求（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在其第117条报告中包括，追溯性地补充外国馈赠或合约披露情况，或修改过去条目的情况，并规定对逾期报告的处罚。处罚可能包括，如在连续三年或非连续三年内未能披露超过当前25万美元门槛的礼品或合约，会失去联邦财政援助。
▶指示美国教育部透过对美国各学科大学和学院收到或外国礼品和签署的合约的平均金额进行研究，评估当前25万美元的报告门槛是否充分，并确定是否对于国会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学科项目，该门槛需要调整。该研究还应包括对过去十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收到的源自中国和香港的馈赠和合约的数量、关注点和潜在影响的分析。
五、关于针对中共的政治压迫性诉讼
建议国会制定法律，解决中共政府或其代理人发起的政治压迫性诉讼，这些诉讼试图消声、恐吓那些透过政治参与或其它公众参与而行使其受到保护的权利的各方，这些诉讼试图让他们承担高昂的诉讼成本。
此类立法将制定一项程序，规定加快考虑驳回此类诉讼的努力，并搁置昂贵的证据开示程序，直到法院对诉讼的是非曲直做出初步裁定。
六、关于对中共的半导体出口管制
建议国会要求美国政府问责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在180天内完成对最近实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法规在阻止中国获得或发展其某些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方面的有效性的评估。
该报告应包括对主要盟国政府以及美国公司和外国公司所给予的合作程度的评估，以及对中共为规避这些管制或通过发展本国能力来抵消管制效果所做努力的评估。该评估应准备好供公开发布，但可以包括机密附件。该评估报告应每年更新一次。
七、关于审查对美国公司的投资
建议国会授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对美国公司的投资，这些投资可能支持外国企业（对美国公司的）收购能力，以实现其技术自给自足或以其它方式损害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其中包括：
▶投资技术领域，是潜在对手优先考虑的产业政策中的，例如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中国制造2025计划”以及其它相关倡议；
▶投资美国公司，可获得美国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资助的，和其它对国家安全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项目的美国政府资助的；和
▶其它投资，可能提供机会，让外国优先获得对维持美国经济和技术竞争力至关重要的专业知识、商业网络和生产方法的。
八、关于建立中方合作者公共资料库
建议国会设立一个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跨部门小组，创建一个公共资料库，协助美国公司、大学和个人对中国的潜在商业或学术合作伙伴进行尽职调查。
该资料库应使用户能够识别中共军队、统战部、情报机构和安全机构是如何与中国公司、投资公司和其它金融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联系的。
九、关于训练台湾军队
建议国会应指示美国国防部将台湾军队的训练范围扩大到美国境内，目的是让他们熟悉已订购但尚未交付的武器系统，以便台湾在这些武器系统交付后能迅速采用。
国会应授权国防部在美国训练设施和基地派驻台湾常设观察小组，以让他们观察和参与（美军的）此类训练。
十、关于准备对中共的经济制裁
建议国会指示政府与欧洲盟国就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对抗、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升级或其它紧急突发情况下，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讨论。建议国会也指示政府就这些讨论的进展与国会进行磋商。
中共利用“开放社会”试图颠覆国际法律和规范
此外，该报告也指出，中共试图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颠覆国际规范，从而日益扩大其全球法律影响力。其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中共破坏阻碍北京目标的国际法。例如，拖延针对窃取西方智慧产权的中国公司的诉讼。
2.中共不断努力使国际法与其非自由价值观一致。例如，在国际上，中共试图输出其法律体系中的独裁要素，以及通过太空和网路治理等新兴领域的法律制定来塑造有利于中共的国际法。
3.中共在全球范围内执行其国内法，特别是刑法。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2023年4月曝光的，当时FBI逮捕了纽约曼哈顿下城一个未经申报的中共海外“警察站”的几名人员。
“中国（中共）的‘法治’（rule by law）体系旨在加强共产党的控制，其方法是透过干预裁决以实现其目标，同时在境外适用中国（中共）法律。”该报告说。
中共利用统战和大外宣影响西方
该报告还强调了中共利用统战和大外宣来争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心。
“过去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导了更广泛的努力，以增强中国海外影响力活动的效力和范围。”报告中说，“外国媒体、政界人士、企业、学术机构以及华裔公民和居民都是北京有害的、有侵略性、有时甚至是非法的海外影响力的主要目标。”
“这些活动公然无视外国主权和外国法律，远远超出了‘软实力’和说服的范畴，还包括针对（美国和西方）公职人员和公职候选人的贿赂和暴力威胁；骚扰新闻界，包括涉嫌陷害个别记者从事犯罪活动；以及利用线人和威胁中国境内的家人来恐吓海外华人。”
该报告提醒美国国会注意，中共常常“将促进中国（中共）利益的行动伪装成（美国）国内选民的努力”，包括“进行网路假讯息宣传活动、透过幌子公司的活动拉拢（美国）国内选民，甚至威胁或惩罚那些支持让北京不喜欢的政策的政治和经济领导人”。
严重的经济问题可能会阻碍中共的野心
另一方面，该报告也乐观地表示，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债务方面的问题会阻碍中共的野心。
报告说：“中国（中共）依赖投资的成长模式导致该国总体债务与GDP的比率迅速上升，自2008年以来已增加一倍多，预计2023年将超过300%。随着困境的加剧，累积债务的比重进一步放大。”
“这个国家背负着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和严重失衡的经济，中国无法消费其生产的产品，也无法依赖其出口导向性经济增长。这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变得尖锐，为这个党国带来了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挑战。”
该报告还指出，尽管“北京打算透过加强其自上而下的控制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旨在化解债务风险，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共产党的技术发展野心上”，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更深层的结构性挑战让人对中国以投资为主导模式的未来及其整体成长轨迹产生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