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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入职28家公司,上海滩“骗薪神话”的崩塌

骗薪者徐玲玲,一个职场“海王”。

最高纪录时,一个月内,她同时入职28家公司,和丈夫的月薪超过60万元。夫妻俩只花了三年,用骗来的钱在上海宝山买了别墅。

她的一天如此度过:

6点起床化妆,7点出门。白天,游走于上海各大写字楼,到不同金融公司打卡签到,或参加新的面试。晚上,穿梭于酒会交际应酬。奔碌的一天往往结束于凌晨,有时半夜3点才到家。

三年里,徐玲玲和丈夫入职过300多家公司。被警方抓捕时,她还在杭州面试。

我是在一则新闻里看到这些信息的。生活中,年轻人都在讨论工作如何痛苦,内卷、失业、“狗屎工作”,这是当下人们对打工的普遍感受。

——然而徐玲玲,在下沉的金融圈如此腾挪,一路风生水起,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来到上海,找到了破获这起案子的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我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猎奇的个案,是像电影《猫鼠游戏》那样的高智商犯罪。随着采访深入,这起骗局的辐射范围越发壮大,我相继见到听闻过此案的律师,受骗公司的老板,还被拉进一个有40个受害成员的“反职业混底薪联盟”群。

虽然最终没有见到囹圄之中的徐玲玲本人,一部完整的上海滩金融圈行骗实录,逐渐丰满起来。可是,除了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法和受害公司的荒唐遭遇,好像总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包裹着这一切。

直到我在上海的最后一次采访。那是在陆家嘴金融中心的一座高档写字楼里,距离黄浦江只有1公里。江风一吹,都是金钱流逝的声音。

就像有人形容,在华尔街,贪婪可以算是一种义务,而问题出在那些制造贪婪的激励机制上。这句话挪用在此,也不为过。

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

一些面过徐玲玲的人还记得,她个头不高,打扮普通,人倒是十分健谈。

陆凡是上海一家影视公司的老板,和徐玲玲第一次会面是在2022年3月。当时他公司的新电影项目需要融资,急招12位销售,希望他们能找来客源、拉来投资,并且不用打卡坐班。徐玲玲是应聘者之一。

如今回忆,陆凡会形容徐玲玲“油嘴滑舌”。但在当时,无论谈吐表现,还是业务能力,面试官们都认为她非常适合。陆凡问起工作计划,她对答如流,细致地描述了如何制定客户的资产配置方案。

在徐玲玲面试的另一家公司,一位基金经理对她的印象是,“非常有底气”——当公司要求一个月做出500万的销售成绩,徐玲玲主动加码:500万太少,我要签3000万。

一年多以后,徐玲玲出现在法治节目《东方110》上,已经是在看守所里了。她扎着短马尾,面部糊着马赛克,侧对镜头重演如何在面试中反客为主。她自如地吐着“台词”:

马云是怎么实现自我价值的?宁可当鸡头,不可当凤尾。我是要跟你共同创业的,没有我,你的格局就那幺小。”

为完成对老板们的理论激励,她会抛出杀手锏:

“5万、10万你融到什么时候去,我可以帮你融到一个亿。”

一位招聘者坦言:“招销售嘛,文凭和谈吐什么都不是最重要的,无非就是你能给公司带来利润。”

凭借能为公司带来巨额利润的底气,在那个影视业被疫情重击、资金流潺如游丝的早春三月,徐玲玲顺利进入了陆凡的公司。

同批招进来的还有其他9名销售,简历上商业银行、信托、资本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经验起步,行头打扮一副“背景”过硬的样子:

有人开着100万起步的保时捷卡宴来面试;

也有自称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女面试者,穿着正装,一身的LV和Gucci;

还有一个着西装的中年男人,留小分头,自称家里是做生意的。陆凡看他派头十足,挺像个有资源的“富二代”。

有背景、自带资源,这大概是身为销售最大的职场美德。后来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向我介绍,这些骗薪者惯用的一招是,提前准备一份所谓的“高净值客户名单”,面试时向公司老板们“亮剑”。

这样的名单通常异常详细,包括客户的名字、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甚至还有“家里有房子几套、存款多少”。言下之意:我手握“高净值大鱼”,就看你要不要一起赚钱了。

老板们只能惊鸿一瞥,很难有当场核实的机会,一番宏愿却被似有若无地撩拨起来。

于是陆凡把这批看起来不错的销售招了进来,试用期底薪8000元,转正后15000元。对方主动提出先不用交社保,“他们说试用期万一过不了,转进转出很麻烦,对自己的征信也不好”。背调也做得很粗放,“学历很多是大专或者三本,我们也懒得去查”。

“我当时想反正招人也不多,先试用一个月,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人是鬼。”陆凡回忆道。

后来真相还是让他打了寒颤:这批招来的12个销售里,11个都是“鬼”。

破绽浮出

去年12月,上海浦东警方接到报案,一家金融公司称遇到了骗子,说发现有试用期将满的员工,同时也在其他公司上班。

那是徐玲玲的“同行”,一个叫洪凯的求职者,31岁。他同样能说会道,有着某大银行工作的光鲜履历,手握不少人脉资源,多是上市公司的“董监高”,也应聘的销售岗。

后来,洪凯同样在《东方110》上披露了他的面试秘笈:“我一下子能够讲十几个产品,从一级讲到二级,怎么从A轮到B轮,到pre-IPO上市,我都能讲清楚。行家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

几乎每位受访对象都会承认,这些人称得上是“面试高手”。一位受访者更是没好气地说,他们应该开个培训班,给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传授面试经验。

很快,洪凯带着另外8个销售人员以团队形式入职。洪凯的底薪3万,外加20%的销售提成。公司对他很是倚重,直接将一个2000万的融资项目交给他的团队负责。

平日里,他们9人不用坐班,只参加例会,其余时间都在外面“跑客户”——至少工作日志是这么写的,“今天见了10个客户”“客户有多少资金”“资金什么时候到位”。蒙在鼓里的老板总觉得那叫“希望”,一种让人心甘情愿等一等的美丽东西。

“其实并没什么很复杂的作案手法。”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对我说,这些销售表面上在“跑客户”,实则去了下一任公司面试,还能顺手拍张照片给现任公司说,“你看,我在走访这家公司”。

又等了一个多月,洪凯们进一步夯实希望,带回来20多位“客户”。喜迎客户大驾,公司办了一场隆重的产品推介会。老板注意到,那天客户们十分捧场,将会场的果盘、瓜子大把塞进口袋。

陆凡的公司也有过类似经历。

虽然刚招来徐玲玲们就碰上疫情,工资白发了3个月,但去年6月8日复工后,12位销售相继带投资“客户”上门了。客户年龄在30-60岁之间,有男有女,大多一口流利的上海话。

他们似乎对陆凡的电影项目很感兴趣,又不会提太多专业问题,有的甚至连项目标的也不关心,爽快地拿走合同,说要投1000万。唯有一位瞻前顾后——事后证明,只有他是真客户。

陆凡察觉到不对劲,又鬼使神差地打消了念头。“可能是销售的业务能力比较强,他们自己把投资人搞定了。”这位影视从业者自我安慰着。

直到某天早晨,他的助理走进办公楼,瞧见一个销售躲在楼梯下,低声训斥一位“客户”。助理悄悄上楼告诉了陆凡。

陆凡的头脑突然亮堂:可能遇到“倒江湖的”了。

而在洪凯就职的公司,虽也看似宾客盈门,三个月试用期过去,该团队实质业绩为0。说再见的时刻到来了——他们的“盈利模式”就是快速滚动迭代,同时骗取多家公司的试用期工资,到期走人。

就在老板打算辞退他们的时候,洪凯的手下误给HR发了一张离职证明——他及时撤回了,还是被看得一清二楚——是另一家公司开具的证明,入职时间却和本公司一致。

老板联系上对方公司,双方一碰,原来洪凯他们同时挣两份工资。

不久,陆凡通过朋友拿到一份“行业黑名单”——是一些金融企业私下汇总的“混底薪”员工名单。名字一对,公司好几个“销售”赫然在列。陆凡这才晓得,徐玲玲和那个梳着小分头的“富二代”原来是夫妻,一对“骗薪伉俪”。

黑名单牵出了更多的受骗公司,也说明徐玲玲伉俪背后,藏匿着一个浩大的“骗薪江湖”。

骗薪江湖

浦东警方调查取证时,有的老板大吃一惊,毫无意识原来之前被人骗了。也有较真的老板选择报案,结果骗薪者魔高一丈,闹事、耍赖,还有人为了追讨工资扬言在公司跳楼的。

浦东经侦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董裕平解释说:“企业举证很困难,需要证明他入职的时候,是伪造的简历、学历、客户资源,还要证明他入职以后请的群众演员不是真实的客户,等等。”

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这类刑事犯罪案件都被装进了普通劳动纠纷的范畴

徐玲玲的丈夫就被告过13次,也打过13次劳动仲裁官司,回回胜诉。

为什么骗薪者总能胜诉?上海市亚太长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元昌向我分析:现行《劳动合同法》偏重于保护劳动者,即使应聘者有欺诈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只要上过班,工资还得发。

像掐住猫的后脖颈一样,这些骗薪者拿准了中小企业老板们的软肋:

渴望“融1个亿”;喜欢主动提出“不交社保”的员工,能省一笔是一笔;很少严格背调——即便调查,留下的前公司联系人和公章也是假的;怕惹事,怕劳动仲裁的记录上了企业信息系统,留下“经营风险”的黑历史……

但这一次,浦东经侦没有放过洪凯这条“大鱼”。

警员对他们的社保信息做了初步排查,像是找到线头,轻轻一拽,蛛丝马迹浮出来:洪凯在三年里换了二十多家公司,其他人也是如此。往往是洪凯先入职一家公司,过段时间,他的手下跟着入职。

之后,警员们调查了洪凯等人的银行流水:过去两三年里,一共有百余家公司给他发过工资,平均每月十家左右,金额从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时长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半年。有时,团队其他人还会将工资收入的20%转给洪凯。

直到今年3月,警方总共查了七十多个嫌疑人的2000多个银行账户。最后,装证据的盘就有8TB。

——这一切,指向某种完美犯罪模型的浮现。

经侦支队四大队民警黄迪诚告诉我,上海警方目前发现最早的骗薪案例发生在2013年前后。嫌疑人的太太学过设计,包揽了假证制作。他流窜于上海各区,“闷声发大财”。

直到2018年左右,“职业骗薪”初具规模。随着金融行业不够景气,他们又转移到了互联网乃至实体行业,“侵蚀的速度非常快”。

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条“产业链”,在上游伪造银行流水、简历证书等入职材料,在下游有大把“群众演员”,扮演高净值客户出席,全方位把戏做足。

到今年,被捕的嫌疑人也将骗薪自诩为“行业”了。像徐玲玲这种“经验丰富”“能力强”的,还发展了下线。上线负责分享面试经验,提供机会,伪造材料;下线“假装工作”,再回馈工资的20%-50%给上线。

行业进一步繁衍细分。就连最下游的群演,也有不同的角色和定价。接背调电话的,5块钱一通;参加产品推介会的,站台费四五十块;出席洽谈合同的,一百块不等。群演大多是五六十岁的退休人士,“赚点菜钱”。

截至目前,包括徐玲玲夫妇和洪凯在内,上海警方一共抓捕了超过161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有经营者向警方诉苦,不单是亏损了二三十万工资,还耽误了产品的销售时机,错失窗口期。

与之对应的,是超乎想象的离奇案情:

一家公司招聘,欲招80个销售,实招80个骗子——相比之下,遇见11/12骗子的陆凡,算不上损失惨重。

还有一个骗薪者,先让女朋友应聘某公司HR,入职后,再把他和同伙招进去。

陆凡进了一个有40人的沪上受骗公司群,听说群里的“榜一大哥”被骗了半年多,损失一两百万。

还有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它们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萧瑟寒冬里。

金融难民

至此,我像是跟着办案的侦探走出了迷宫。可总有一块模糊不清:

这些犯罪嫌疑人,他们到底是谁?

陆凡接触过的“徐玲玲团伙”里,有两三个年轻人貌似底层出身,学历有限,像是经过培训的工具人。还有一些人,的确有学识和金融工作经验,看起来和正常从业者没什么不同。陆凡不知道他们究竟哪一步走错了。

直到警方来调查,上海某私募合伙人施孝春才得知一个离职员工的确是骗子。他记得那人“履历很棒”“专业度很高”“形象很憨厚”。面试时穿了西装三件套,皮鞋锃光瓦亮,“一看就是外资银行待过的”。

施孝春现在仍然认为,那个骗子应该曾是一个正常的金融从业者,“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去诈骗的那种”。

在锒铛入狱之前,骗薪者曾和陆凡有过一场集体的“内心告白”。

那是陆凡拿到“行业黑名单”查清一切后,他决定摊牌。

那天,长桌上,每个座位前放了一份打印好的资料,是陆凡从别家公司获取的证据——劳动合同、会议纪要、工作日志,码得整整齐齐。

面对证据,一个“很会面试”的“男同事”吓哭了。徐玲玲面如死灰,但看不透她心底在想些什么。

那天晚上,陆凡接到好几通骗薪者的电话,无非是拜托老板放过一马。唯有一个女孩的电话让他印象深刻。

那女孩先前来陆凡的公司面试过,最后没有入职。她自述生于1994年,留学归来后,赶上P2P行业火热,便入行了。拉来亲朋好友一起投钱,结果筹款全打了水漂。她自觉走投无路,成了骗子。

陆凡记得女孩的声音有些颤抖,她低声下气地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

陆凡私下里打听,女孩家里的确有过那么一遭。

警方也表示,在已抓获的嫌疑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原来从事P2P行业。

2007年,P2P进入中国市场,一度成了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标志。高峰时期,全国实际运营的P2P机构约有5000家。2015年左右,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一些公司相继垮台、暴雷。直到2020年11月,P2P行业彻底清零。

施孝春告诉我:“P2P之后,个人投资者对市场的投资信心受到影响,其他合规类的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股权投资等资产类型公司也出现了波动。”

很难估量其间多少人被殃及,沦为“金融难民”。

“P2P爆雷后,一些从业者的客户亏得血本无归,他们变成了徒有经验,却没有任何资源开拓客户的人。”施孝春说,过去,这些可能是底薪一两万,年薪50万往上的人。

经济势头好的时候,“高管”“94年海归女孩”借着时代的光,在高收益的金融业顺风顺水,不惜加大杠杆,在上海背上昂贵的车贷、房贷,以拥有世人眼中符合身份的配置。

当潮水退去,高处的生活何以为继?曾经用来装点门面的一切,立刻变成巨大的负累。更别提那点脆弱的虚荣心了。

“其中一部分人,最早也是两眼充满光和希望的打工人,并不是龙勃罗梭笔下的born criminal(天生犯罪者)。”接触过骗薪受害者的律师钱元昌说,“但他们最终拿捏了金融销售的漏洞,踏进深渊。”

众人皆醉时

施孝春最早在银行工作。赶上了金融业枝繁叶茂的阶段,他和同事相继离开铁饭碗,想在金融圈搏一把。2014年,同行们聚餐,坐满了三桌。酒桌上,一个友人问施孝春,假如客户投来200万,他一年能赚多少佣金。

施孝春回答,6000块。

友人的筷子朝桌上一敲,先比了两根手指,然后四根,看着施孝春的眼睛,说:“我们这儿,24万。”

谨慎的人心知肚明,收益如此,这类公司的金融产品一定有问题,但那友人却一脸笃定。

“他能不知道这东西是骗吗?”9月底的上海阴雨连绵,施孝春坐在办公桌前,沏了一杯茶,说,“只不过他有一个侥幸的心态。”

等到2019年再聚会,当年的三桌人只能坐一桌了——有人离开了,也有人“进去了”,包括那个200万能提成24万的朋友。

我在搜索引擎上查询,金融人应当信奉的第一定律是什么。答案不一而论,“利润最大化”,“时间的价值效应”,“保住本金”。后来,我在一本写华尔街的书《大空头》里找到一句很朴素的答案:要在众人皆醉的时候,保持清醒。

施孝春的办公室位于陆家嘴金融中心。这块占地31.78平方公里的区域,容纳了50多万金融从业者,区域经济总量超过6300亿元。窗外,是一片玻璃大厦的丛林,西装革履的人们行色匆匆。好像轮盘转起来,随便一指,某个门面背后就是数以亿计的生意。

“陆家嘴有很多优秀的金融公司,都没有牌面的。因为做理财投资,要看成本和利润。”施孝春继续说道,“如果把所有的成本都花在了包装上面,势必利润要高,风险也一定会大,对吧?”

这句话也是对骗薪案的映射。施孝春说,金融业向来不拒绝能“带单入职”的“资源咖”、“富二代”。而骗局得以存续的条件之一是,骗薪者借由精美的包装,让老板误以为低本高效地找到了对的人——譬如那个“可以帮你融到1个亿”,还不用交社保的徐玲玲。

“我其实很忙的”,被抓后,徐玲玲忍不住向警方自证,“我每天早上眼睛睁起来,我就出去面试了,晚上很晚回来,中饭也顾不上吃。”

她确实“敬业”,怀孕也没停下。她在A4纸上记录了自己每个月入职的公司,入职时间、岗位信息、简历资料,一个月一本文件夹,台账明明白白。

勤奋的“打工人”不止她一个。一位受骗老板纳闷,招聘刚发出去一二十分钟,就有人投来简历了,还那么对口——骗薪者整日盯着Boss直聘等招聘平台,以稳固的频率刷新着页面。到了旺季,“高手”一天能面试三五家公司。

就像一群在下行扶梯上奋力“攀登”的人,误以为只要“跑得快”,就能逆流而上,抓住幻梦。

施孝春有时和业内朋友聊天,说自己能坚持到现在不是因为条件多优秀,而是“胆子小”。

他的笑里透出一些苦涩,又说,“第二是运气好”。他幸运地顺应了潮水的正确流向。

他见过很多自信的金融人,跳槽时没看准,抑或出于某种“富贵险中求”的危险心理,进了错误的公司,做了错误的选择。

杯子里的茶叶打着旋儿沉在杯底。如履薄冰。

施孝春咂摸了一口茶水,最后说道:“这一行,一秒天堂,一秒地狱。”

*文中陆凡、徐玲玲、洪凯为化名,本文插图均为AI绘制。

责任编辑: 楚天  来源:凤凰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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