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示意图。图为2023年6月30日，上海陆家嘴区金融中心景观。(Pedro Pardo/AFP)
中国经济下行之际，近期当局推动地方化债工作，北京中央最近处理一批涉地方隐性债务的官员，而落马官员的罪名也开始指向地方债，央地博弈和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成为关注点。专家认为，中共已进入内部相互甩锅的时代，其“化债”行动也只能延缓经济崩溃。
官方通报8起地方隐性债务案例分析指另有内幕
中共财政部日前通报8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涉及新增隐性债务近460亿元（人民币，下同）。财政部批评地方官员“政绩观存在偏差”，落实中央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等，并强调要维护习中央。
被列出的8个案例中，湖北和广西两地涉及新增隐性债务规模较大，均超百亿，手法均为让国企替政府垫支做事。以广西柳州为例，2016年起，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等4间国企，垫支承担应由财政预算安排的土地一级整理开发、代行土地收储等业务，形成新增隐性债务近177亿元。
曾任北京建设银行法律部门负责人的梁少华律师11月23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隐性债务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了，自从1990年代中共搞分税制之后，因为地方的财政收入不足，就想了各种办法，其中一个就是搞房地产，大量卖地，搞基建需要钱它就借债，发城投债，以各种方式去融资。
他说，融资一方面满足了政府本身的运营需要，另一方面，靠着做大基础设施投资，有很多利益输送机会，还有地方官的政绩，所以大家都热衷去搞，但是很多年积累下去的债务，一任又一任不断地滚雪球，越来越大。
“利息越来越高，经济下行条件之下，他没有能力去融更低成本的资金，所以越来越难继续下去。”
前北京建设银行律师梁少华资料照。（马尚恩／大纪元）
梁少华表示，中央现在批评地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是官方套话。中央确实没法解决大规模的地方债，所以归咎于地方官。
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24日对大纪元表示，官方通报的8例隐性债务案例，被通报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大批官员，但并非说这些人把隐形债务贪腐了。
“比如搞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没那么多钱，由企业来垫资进行初级的土地整治，然后施工队可以进场，这些企业等于以入股的方式或者在未来有盈利分成。但投资了以后，可能因为房地产崩盘，项目烂尾了，形成没有办法解决的债务，垫资的企业会闹上法庭。但是让那些企业垫资，不是一个市委书记说了算，都是开了市委办公会的。”
李恒青表示，地方债的形成，实际上是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整体的动作。前财政部部长刘昆曾说，自己的孩子自己抱回去，我们不给你养。中央甩锅给地方是要形成一个效果，说“中央还是好的，是地方这些人太坏或者没本事”。这样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隐患，就是所有的人都躺平。
央地博弈新官不理旧账专家：中共进入甩锅时代
今年3月落马的中共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李再勇，11月7日被“双开”，罪状中罕见涉及地方债务问题，他被指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肆意违规举债融资，造成重大债务风险。李再勇曾是原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的大秘。
在前述被财政部通报的案例中，时任柳州市委书记郑俊康和时任柳州市长吴炜曾被分别作中共党内处理和政务处分。11月16日，已任柳州市委书记的吴炜落马，官方还未公布吴炜的具体罪状，但外界相信“造成重大债务风险”也将列其中。
梁少华认为，中共现在给出这种地方债务罪名，只是想着既能给上面交代，又能给下面交代，但它隐藏了真正的问题。“地方债务的根本原因，就是说政府的支出大于它的收入，它大量的无效投资，浪费大量的资金。”
李再勇曾主政贵阳和六盘水。资料显示，2021年末，六盘水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733亿元。据数据宝、腾讯财经联合推出的《城市负债率排行榜》，2020年贵阳债务率高达929%，在全国遥遥领先，贵州另一城市遵义也超过800%，排第二。
另外，卸任两年多的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8月28日落马。大陆经济学家梅新育发文指出，从2015年到2020年基本上是贵州地方债膨胀最快的时期，孙志刚在这段时间主政贵州，对这些问题应该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不过，梅新育所说的贵州地方债膨胀最快的时期，当中的2015年至2017年，其实是陈敏尔主政贵州的时间。
美国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李恒青授权）
贵州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今年4月曾发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调研》报告称，“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被认为是公开向中南海逼宫，要中央帮还债。
现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是徐麟，习近平的上海旧部，去年12月才上任；省长李炳军，则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大秘。
梁少华表示，中共现在进入一个债务越拖越大、各方开始互相甩锅的时期。
“大家都是往后拖，在我的任上不要爆雷，不要出问题，等到下一任再解决，或者押银行去放一部分款，拿新债还旧债，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是把问题往后拖，越拖越大。互相甩锅，包括向前任甩锅，是中共官场的一个常态。”
李恒青则表示，现在中央和地方都想甩锅，都不愿意自己背锅。但其实中央找人背锅也是有选择性的。比如过去天津在渤海新区盖出来一大片的高楼大厦，号称要建东方的曼哈顿，最后变成了鬼城，留下了500亿的债务，操盘手是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但习不会动何立峰。
“现在拿贵州开刀，拿下孙志刚，（他）是李克强的人，再就是敲打习家军失势的陈敏尔，这种内斗的情况在中国官场会愈演愈烈。”
政治体制不改中共“化债”只能延缓经济崩溃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2月份估算，中共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暴涨，已从去年的57万亿增加至66万亿元人民币，约9.5万亿美元，至少占中国总债务的一半。
不少地方已开始按中央当局要求以不同的方式消化地方债，其中，天津、重庆、辽宁等地政府接连披露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计划，各地拟发行融资债券总额超2,300亿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均用于偿还存量债务。中共人大常委会上月审议了“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不少质疑指，各地借新债还旧债，令地方债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
梁少华表示，中共所有这些办法都只是延缓经济的崩溃。
“所谓的时间换空间，还不起的时候就要往后延，未来的某个时点，如果经济有起色就可以把债务问题解决。但是目前看来它是没有希望的，房地产至少在未来多少年，都是一个下行的趋势，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结束了，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恢复发展，它拖到最后还是爆雷。”
李恒青认为，中国地方债巨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监督。像美国国会每年都要通过政府预算，每一分钱都会严格地监督，在野党对于执政党的举债非常警惕，有了这样的监督，自然就会有透明性，就增加了民众的知情权。从而政府的官员也不会被甩锅。
“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些规矩，新官不理旧账。温家宝时期4万亿投下去，再加上配套的十几万亿地方政府举债，他允许你举债，结果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实际上隐含危机。现在借不着债了，那就印钱，印钱也印不下去了，通货膨胀起来了，老百姓活都活不了。它（中央）就说，那我现在不管了，（地方）你们自己去负担。”
李恒青还说，中共财政部批评地方官员政绩观不端正，但中共的政绩观历来就是要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就要把GDP数字搞好，于是就举债，盖高楼大厦，搞地铁，如果经济搞不好就造假，数字可以编。包括习近平当初在福建、浙江也是这样干的，只要在地方干过的中共高官都是这样做的。
他说，是因为当政者不愿意走正确的路。如果不要中共，“把中国变成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政府真正关心民生，走民主治国的透明的治国方式，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