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兴起的快，失势的也快，也就活跃了大约半年。1967年2月，北外附校开始批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红卫兵。3月，解放军进校，组织军训。我外出串联回来在家休息了三天，便返校参加运动。我们班——当时称“红五排”——连续开会，对老兵进行批评。
我也开始反思自己。在3月21日的日记里，我就殴打老师的恶行做了自我检讨。我写道，那天晚上，跑下楼看到一些同学正在痛打老师。一开始，心里还感觉不对劲儿。可是又一想，“这种想法对头吗？”你看，他们打得是多么狠，恨得是多么咬牙切齿。对敌人不能怜悯，不能有丝毫的怜悯啊！我的阶级感情上哪去了？这时又听到有人说张福臻有血债，于是怒火万丈。
直到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何“文革”之初那么多青年学生，甚至一些尚未成年的小女生，会变得如此凶残，没有人性。究其思想根源，我觉得，这跟我们所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当时的政治形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
回顾“文革”前的学习生活，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学校是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培养学生的，并不像毛说得那样耸人听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
事实上，学校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我们校长、副校长都是外交部派来的，政治课一直都有，思想工作一刻也未曾放松。不过，那时的政治教育有个突出特点：煽动阶级仇恨、鼓吹阶级斗争。
我们是听着前辈流血牺牲的故事长大的，伴随我们成长的是《星火燎原》《红旗飘飘》这类歌颂共产党人英雄事迹的红色书籍。《红楼梦》这种书，家里当然有，但我实在看不下去。台湾蒋勋老师说，他在跟林黛玉、贾宝玉年龄相仿的时候，就开始读《红楼梦》了，而且读得如醉如痴。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红楼梦》不是我的菜，我喜欢看而且能够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红岩》《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革命题材作品。外国文学作品很少，被大力推崇的是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学习英雄是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中学政治课本《道德品质教育》里就有介绍14岁加入中共、15岁就惨死在敌人铡刀下刘胡兰的篇章。我们渴望成为这样的英雄，为自己没有出生在革命战争年代，未能亲自上战场杀敌而感到遗憾。
中共建政后的英雄样板则有以身殉职的年轻士兵雷锋。雷锋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只知道做好事。他有一句名言，“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把雷锋精神概括为“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昂”。
“亲不亲，阶级分”。跟阶级敌人和坏人坏事进行毫不留情斗争的观念，就这样灌输到我们头脑里了。我自认性格软弱，但党的教育并非没有作用。有一次坐电车回校，中途上来个中年男子，坐到我身旁。为了少付费，他在买票时故意少说了几站。我当即向售票员阿姨揭发了他的欺骗行为。
“5·16通知”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按照我们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伟大领袖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是为了不让广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否则的话，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而首先受到反攻倒算的就是我们这些“红二代”。所以，我们要牢记阶级仇、民族恨，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打下的红色江山。身为革命接班人，我们一个个豪情万丈，发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造反谁造反”的誓言。
因此，我们不以打人为耻，反以为荣，似乎打人越狠，阶级斗争觉悟就越高，无产阶级立场就越坚定。我把两位张老师完全当成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了。打完老师后甚至还说，“真是大快人心，我的皮带立了功。”
多年后在谈起“文革”时，一位朋友告诉我，她调查过，当时打人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我说，不见得，但是没做进一步解释。其实，就我本人而言，打人是打给自己看的，我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革命派，能不能在对敌斗争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站稳革命立场。
一些领导的讲话也助长了打人之风。江青在1967年说，“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伟大领袖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此后，“好人打坏人，活该”这句话流传甚广，经常被打人者挂在嘴边，使打人合理化了。
江青话声刚落，就发生了我班一名红卫兵在校外被对立派打伤险些丧命的事件。我怒不可遏，当即在日记中写下报复性文字：“我们不能太幼稚了，不能太书生气十足了。他们已经下手了，我们也只有打，只有坚决地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有力的还击，实行江青同志所说的‘文攻武卫’。红卫兵不是好惹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有人说，众多青少年卷入暴力，说明“文革”前的教育是失败的。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教育之成功，而且不是一般的成功，是太成功了。两种说法，孰对孰错？我看都对，角度不同而已。“文革”前的思想教育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文明礼貌教育，另一部分是阶级斗争教育。若拿前者去衡量，17年教育自然是一败涂地，若用后者去评判却是极大的成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本人就是个例子。虽然小时候自己比较淘气，但小学三年级之后绝对是个听家长和老师话的好孩子，跟同学关系融洽，从不打架骂人。在学校里，我一直是各种“长”，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都当过。年满15岁就加入共青团，还当过团干部。可是“文革”一来，自己好像就变了个人，浑身充满了暴戾之气，口中“国骂”连连，还直接动手打人。有时候我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曾经做过的事。
总之，我以为，造成青少年的暴力行为，一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二是由于对领袖的忠诚变成了不问是非的愚忠。这些原因，再加上青少年自身的弱点，如涉世不深，易于冲动，喜欢简单模仿，容易盲目跟风，以及一哄而上的从众心理等，使他们成为“文革”中破坏力极强的一股力量。青少年处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段，据我观察，当年打老师最凶的是初中生。
202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