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共十来个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清苦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北平，许多人推荐他当北大校长，他百般推辞，说胡适先生是比我更合适的人选，我答应在胡适先生（此时胡适在美国当中华民国大使）归国之前暂时代理，等胡先生归来，我即卸任，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
我俩聊到了傅斯年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性格，聊他爱学生如子的柔情，聊他生活的清苦，聊他中国传统士的风骨……当谈到傅先生一生清廉，家境凄凉，在去世前，还赶写一篇文稿，并对夫人俞大彩说，"等得了稿费，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时，我俩几乎同时哽咽了……
傅斯年先生去世后，几无遗产，一生积蓄，唯一房书籍。他生前曾嘱夫人要把这一房藏书留给儿子，还请老友董作宾刻了一方闲章"孟真遗子之书"，"家有藏书能教子"，期望子承父业，作一个独行的读书人。说实在，当时傅斯年身兼数职，文名烜赫，凭他的人脉资源和社会名望，只要稍有心眼，保障全家人的优裕生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他甘于贫困，甘于淡泊，不为世俗低头，为此贫困几乎陪伴了他的一生，他曾对妻子说："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和儿子，薪水微薄，生活拮据，不得不靠稿费补贴家用……"
一九四五年，西南联大的学生游行，和军警发生流血冲突，警察逮捕了学生，当时任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找到对负责此事的国民党高官关麟征，指着他鼻子说："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一九四九年台大四月六日，台大师生闹事，军队闯入校园抓人，傅斯年亲自赶去最高当局，指出当局不经法律程序，进入校园抓人是非法的，要抓捕台大的学生，必须得到校长的批准，他当面向台湾警备司令部总司令彭孟缉说："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
傅斯年对学生是一片柔情，可在权贵面前，从无媚态，他跟蒋介石说话时，手持烟斗，翘起二郎腿，指手画脚，好在蒋介石知道他的个性，从不在意。他几次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当官，坚守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一生铁骨铮铮，令人敬钦。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傅斯年受邀在"省参议会"发言后，刚欲下讲台，突然抚著头喊了声："不好！"就此倒地不起，送到医院，诊断为脑溢血，经全力抢救，回天乏术，终年五十四岁。
呜呼，魂断讲台，天妒英才。傅斯年的逝世，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学生们上街哭悼自己的导师，就连蒋介石也亲临致祭，当天参加追悼会的竟有五千人之多，挽联二百七十多幅……
一路聊着，很快就到了Hotel,临分手我们决定，明天一早再去台大校园，祭扫傅斯年先生的陵寝。
傅斯年先生的陵寝又叫"傅园"，在台大校门口右侧的一片大王棕榈树丛林后，十六根多立克式大理石柱子，支撑著希腊神农殿式的屋顶，屋顶下庄严地地摆放着一具石椁，石椁的前部，刻着"傅校长斯年之墓"，小篆字体，线条庄端洗练，左右上下两行是"中华民国四十年十二月"和"国立台湾大学敬立"的行书。
进入墓园，我俩神情肃穆地献上一束黄白二色的马蹄莲，和沉重的三鞠躬。
站在傅斯年先生的墓前，我的意识流突然奔腾起来：
一九四八年，在国民党政府的败局已定，准备退守台湾之际，蒋介石计划把国库的黄金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央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的藏书，迁往台湾去的时候，同时还制定了一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傅斯年授命草拟了一份详细的"学人抢救名单"，名单囊括了几乎所有必须抢救的知识分子……然而当胡适等候在南京机场，准备等齐同侪后同时撤退台湾，当从北京来的飞机开启机舱时，他只看到走下寥寥几位老友，名单上的友人几乎都没有出现，惊愕之下，胡适掩面大哭，傅斯年在一旁长吁短叹。
悲哉，千古一哭，万世一叹，哭后来的多少伤心事，叹后来的多少血泪债！
我站在傅斯年的墓前，想起了昨天祭拜的胡适墓园；想起了王云五，埋葬在净律寺的山坡上；想起了林语堂，长卧在阳明山畔自家的后院里；想起了张大千，安息在摩耶精舍的梅花丛中……想起他们的后代，游学海外，事业有成……
我耳边突然传来意识流的哭泣声，一个读悼词的哀音，在朗读那些关键时刻，心存侥幸留在大陆的死者——储安平、叶企荪、傅雷、张伯驹、陈寅恪、张东荪……
和梁剑如先生在台北三天，有缘在一起祭拜了两位我俩心目中共同崇拜的伟人，了却了多年的一段心事，虽然他的广东官话，比我的上海国语还要糟糕，但彼此心曲相通，遇有语意舛误，常抚掌而笑，品尝广东话中"鸡同鸭讲"的乐趣。
不能遗忘的李庄
和梁先生分手后，我回到大陆，去了四川，继续追踪傅斯年先生一辈先贤在李庄的史迹。
谈国立中央研究院，谈傅斯年先生，不能不谈抗战时期的李庄，不能不提在受到外敌侵略，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李庄的几位乡绅，力排众议，容纳一代文化精英的历史功勋。更不能遗忘他们在新政权镇反时遭受惨杀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