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记者秦瑞报道/著名的高耀洁医生12月10日在美国纽约寓所中去世，享年95岁。纵观她的一生，从11岁开始逃难，到风烛残年之时被迫洒泪离开故土，再度逃离中国大陆，竟然都与中共有关。
12月10日,高耀洁医生在纽约曼哈顿上城的寓所中去世，享年95岁。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耀洁医生不顾中共政府压力，揭露中国农村通过粗鲁的采血方式导致在乡间蔓延的艾滋病疫情。
而她也因此而被监视甚至被软禁并受到中共政府官员和警方的压力。高耀洁医生说这种经历甚至要比她在20世纪50年代末所经受的毛泽东政策造成的饥荒，以及此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的关押和殴打要糟糕得多。
因此，在暮年之时她不得不流亡海外，在纽约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
在社交平台“X”上，网友朱韵和分享了高耀洁的故事，名字叫做《高耀洁：我一生几次逃难》。
高耀洁老人讲述了她自1939年至其93岁期间的几次逃难经历。
她讲述，1939年3月，“八路军冀鲁豫边区支队队长杨得志、政委崔田民、二大队队长覃健等率领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抡劫，拘留我家三人，包括我父亲、我半身不遂中风不语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为了要钱，对他们三人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婌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等，抡劫已空，连吃饭米粒，一匙没留，无可奈何，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然而，当她到了风烛残年之时，再一次不得不逃难时，竟然也与中共有关。
她讲述说，“到了（2009年）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觉得气氛不对。我的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中午的食物，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使我感到又出事了，很像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了。我中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只取出电脑的硬盘（里面有三本书稿，我不能放弃）。我把硬盘放在内衣兜里，匆匆地从小区后门离开了家...”
她说，“我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非万不得已，不会只身流浪在外地，这次盲目外出，不知所从，只是为了把这些资料（艾滋病疫情的三本书）留给后人。苍苍大地，茫茫人海，何处是我的归宿？”
“我80多岁行走蹒跚，多么困难，离开家到成都，最后到广州。住在一个农村，天天修改书稿，此处离大学城很近，有不少志愿者和大学生来帮助我，他们每天都有两到三人协助我为书稿打字，这给了我莫大的安慰。但是这时我多次流泪，不断思考，我并不是不想回家，是因揭露艾滋病疫情避的我不能回家。”
她质问到“我为艾滋病受害者呐喊，是一个医生的职责，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各种打压、造谣和诋毁？为什么对我的工作进行阻扰？甚至在农村疫区悬赏500元举报我，阻止我进入艾滋村，我往贫困地区给贫病民众邮寄书籍、衣物，经常会大量、多次的丢失。我的电话经常打不通，我出门经常有人跟踪。如此种种，令人难忍！”
“我想来想去，我不知哭了多少次！我权衡了利与弊，我想本人若无声无息地死去，我手里的资料便石沉大海，而且外界一无所知。最后我决定出走。”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她最终于8月7日离开了广州白云机场，途中经三次转机，8日抵达美国。
她说，“离开国内时有大学生送行，临上飞机前，其中一位大学生送我到机场入口处，交给我一个字条，他说：‘奶奶，你到飞机上再看。’我将字条拍下，以资留念。”
文章的最后，她说，“自古人生谁无死？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手头这些关于中国艾滋疫情的真实资料被湮没。我这次外出，是为了不让艾滋病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病例白费，之后三本书全出版了，还修订增版了《高洁的灵魂》一书。”
“自2009年走出国门，十年多了！骨肉亲人或阴阳相隔或天各一方！身处异国他乡，生活不惯，言语不通，这里来很多中国人，来历各种各样，无人知晓，因此我处境也相当复杂，漫漫长夜间！可谓万里西风夜正长，断肠人在天涯！年老多病的身体，多年来靠药物维持生存，耳聋眼花，乏力嗜睡，行走蹒跚，精力、体力均不支，所以我无力去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只有埋头整理书本，来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怕的是近两年多，我因肺部疾病卧床吸氧气，但仍想尽力给后人留下我一生逃难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