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一本病中探望日记，也是一本关于衰老、死亡和母女关系的沉思录。它记录了作家试图帮助母亲从阿尔兹海默症中康复，但最终徒劳无功，以及照护中她所感受到的内疚、恐惧与沮丧。
我母亲出过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她被一辆闯红灯的汽车撞倒，之后她完全康复了，但两年后她开始出现记忆力衰退和行为怪异的症状。在几个月时间里，她还能继续在诺曼底伊沃托的老年寓所里独立生活，她在那里有一个单室套。
1983年夏天，在暑热最难耐的日子里，她突感不适，住进了医院。人们发现她已经好几天不吃不喝了。她的冰箱里只有一包方糖。从此以后，已经不能让她再一个人住了。
我决定接她来我家，在塞尔吉，坚信在这个她熟悉的环境里，有两个她帮我一起拉扯大的儿子——埃里克和大卫的陪伴，她的症状会很快消失，她可以变回那个活跃独立的女人，恢复她不久前健康的样子。
结果什么作用都没有。她的记忆力继续恶化，医生提到了阿尔茨海默病。她不再认得地方和人，我的孩子，我的前夫，还有我。她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要么在屋里四处走动，要么在走廊的楼梯台阶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1984年2月，因为她身体过于虚弱又拒绝进食，医生把她送到蓬图瓦兹医院。她在那里待了两个月，接着在一家私人养老机构短暂过渡，随后再次住进蓬图瓦兹医院老年部，1986年4月她在那里死于栓塞，享年79岁。
当她还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开始在纸片上记录母亲的言行举止，没有写日期，那时的她让我心里充满恐惧。我无法忍受这样的退化会发生在我母亲身上。一天，我做梦梦见自己生气地冲她嚷嚷：“别疯了！”从那以后，当我在蓬图瓦兹医院再次见到她时，我要竭尽全力去写她，她说过的话，她的身体，和我离得越来越近。我写得很快，感觉很强烈，不假思索也没有顺序。
在这个地方，每时每刻，到处，都有母亲的身影。
1985年末，我心怀歉疚，开始写一个关于她一生的叙事作品。我感觉把自己放在她不复存在的时空里。我内心充满了撕裂感，一边是在文字中想象她年轻时迈向人生的样子，另一边是现实生活中的一次次探望，把我带到她无法避免的日益衰退的现状。
母亲死后我把这个开了头的作品撕了，重新开始写另一个叙事作品，1988年出版，《一个女人的故事》。在我写这本书的整个期间，我都没有重读在母亲生病时我写的那些纸片。它们对我而言仿佛是不能触碰的：我记下了她生命最后的岁月，最后几天，甚至是去世的前一天，只是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她最后的时日。那种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状态——或许是这一时期我写作的特点——从某个方面来看是很可怕的。这本探望日记以某种方式把我引向我母亲的死亡。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永远都不会出版它。也许我想留下母亲的一个形象，我们母女关系的一个真相，那是我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试图触及的主题。现在我认为，一部作品的独特性和一致性都应该尽可能地受到挑战，不管你是否情愿使用那些最自相矛盾的素材。把这些纸片公布于众，我认为时机已到。
我把它们原封不动地公开，带着我写作当时感受到的震惊和不安。把那些我陪在她身边的时刻记录下来时我不想做任何修改，仿佛没有了时间概念——或许只有重现的孩提时光——，也没有任何想法，除了一个：“这是我母亲”。她不再是我这辈子认识的那个女人，但在她那张毫无表情的面容下，通过她的声音，她的手势，她的笑声，她是我母亲，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这些文字解读成是对在养老院“长期居住”的客观见证，更不能把它当成是揭露（大多数护工都是细心且敬业的），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痛苦的残留。
“我走不出我的黑夜”是母亲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经常梦见她，就像在她生病前一样。她还活着，但已经死了。当我一觉醒来，有那么一分钟，我确信她真的以这种双重形式存在，既生又死，就像那些两次越过冥河的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一样。
1996年3月
1983年
12月
她坐在一张椅子上，在起居室。耷拉着脑袋，脸一动不动，松弛。没有张开嘴，但从远处看，就像嘴张着一样。
“我的手不听使唤了”，她说（她的洗漱包，她的开衫，一切）。所有东西她都抓不住了。
她想马上看电视。她等不及我先把餐桌收拾干净。现在她什么事都不理解，除了她自己想要做的。
每天晚上，我们上楼扶她上床睡觉，大卫和我。在镶木地板铺上地毯的地方，她把腿抬得高高的，好像她要下水了。我们笑，她也笑。刚才，当她刚高高兴兴躺到床上，想给自己涂点面霜时，打翻了床头柜上的所有东西，她对我说：“我要睡觉了，谢谢你，女士。”
医生来了。她说不出自己的年龄。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有过两个孩子。“两个女孩”，她说。她把两个胸罩一个穿在另一个上面。我记得那一天，她发现我穿了一件胸罩却没有告诉她。她大喊大叫。我十四岁，那是六月的一个早晨。我穿着连衣裤，正在洗脸。
我又开始胃痛了。我对她，对她的失忆，已经不再生气了。毫不在乎。
我们去商业中心。她想买菈·芭哲瑞最贵的一款包，一个黑色皮包。她反复说：“我想要最好看的那个，这是我最后一个包。”
之后我带她去莎玛丽丹百货公司。这次是一条裙子和一件长袖羊毛开衫。她走得很慢，我要搀着她。她无端地笑了。女店员们奇怪地看着我们，露出尴尬的神情。我并不尴尬，我傲然睨视她们。
她问菲利普，很焦急：“你是我女儿的什么人？”他哈哈大笑：“她丈夫！”她笑了。
1984年
1月
她总是把她的卧室和我的书房搞混。她打开书房的门，发现弄错了，轻轻地关上，我看到门把手抬起来，就像门后没有人一样。某种不安。一小时后，同样的事情又重演了。她再也弄不清楚自己在哪儿。
今晚，我在改作业。她的声音从隔壁的起居室响起，很平静，就像在剧场演戏一样。她对一个看不见的小女孩说：“很晚了，我的小姑娘，你应该回家了。”她笑了，很开心。我用手捂住耳朵，我感觉自己坠入某种残酷的深渊。我并不在剧场，是我母亲在自言自语。
我找到一封她写了开头的信：“亲爱的保莱特，我走不出我的黑夜。”现在，她写不了字了。这些字仿佛是另一个女人写的。而这只是一个月前。
2月
在餐桌上，她说话的样子就好像她是一个农场女工，我儿子是伙计，我是老板娘。除了小瑞士奶酪和甜食，她什么都不想要。
伊莎贝尔（我侄女）周日在我们家吃午饭，母亲的疯言疯语让她笑得前仰后合。只有我们，她的孩子，我，才可以嘲笑我母亲的疯狂，她不可以。外人不可以。埃里克和大卫说：“她太好笑了，外婆！”仿佛，老年痴呆的她，依旧那么与众不同。
今天早上她起床，小声说：“我尿床了，我没忍住。”这是我小时候发生这种事时说的话。
星期六，她喝咖啡吐了。她躺着，一动不动。她的眼睛变小了，眼眶红红的。我给她换衣服。她的身体又白又软。之后，我哭了。那是因为时间，因为从前。我仿佛同时也看到了自己的身体。我害怕她死去。我宁可她疯疯癫癫地活着。
3月
15日，星期四
在医院，不，确切地说是在医院养老院的走廊上，二楼，我听见：“安妮！”是她在喊我，人们给她换了房间。她是怎么认出我的身影的，她已经看不见了，或者说完全看不清（她有白内障）。当我走进房间，她说“我得救了”。或许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你在这里”。她告诉我各种各样的事情，还有确切的细节：人们强迫她干活，不付她工资，不给她喝水。完全是异想天开。但她现在一直都能认得我，不像她在我家的那段时间。
17日，星期六
非常不欢迎我。抱怨说：“你来看我并不让我感到高兴！瞧你这副德行，你不感到羞愧吗？”我惊呆了，我刚和A.一夜风流。她怎么知道的？童年时代对母亲的敬畏淹没了我，她的眼睛能看到一切，就像上帝，看到该隐把亚伯埋了。她又说：“这不可能，他们给了你毒品！”之后：“我想这世界疯了！”我笑了，稍稍松了口气。没有任何女人会比她和我更亲近，亲近到好像她就在我身上一样。
18日，星期天
晚上七点，她已经睡了。我叫醒她。她以为她隔壁床住的是一个小男孩，刚在一个水池里溺水了：“警察就坐在前面的一张长椅上。他们什么也没做，没去救他。”突然，她对我说：“那婚礼是在两周后？”（而明天，我要去见律师谈离婚的事。）
28日，星期二
她的手变形了。食指从关节处突出，就像鸟爪。她交叉手指，揉搓它们。我不能把眼睛从她的手上挪开。一言不发，她离开我去吃晚饭。当她走进餐厅时，我就是“她”。看到她的生命以这种方式终结，令我无比痛苦。
4月
4日，星期三
我坐在她的扶手椅上，而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一种可怕的分身的感觉，我是我也是她。她把面包放进口袋，那是一种往日的担心，担心匮乏，担心挨饿（以前总在口袋里、包里放几块糖）。她抱怨不能和任何人交流，男人们只想着对女人献殷勤。这是她一辈子的心结。
14日，星期六
她吃我带给她的草莓挞，挑奶油中间的水果。“在这里，我不受重视，他们让我像黑人女奴一样干活，还不让我吃饱。”萦绕在她心头的忧虑，是我已经忘记的穷苦人家的担心。
在我们面前，一个瘦弱的女人，布痕瓦尔德的幽灵，坐着，笔直，眼睛很可怕。她掀起睡裙，我们看到私处贴了纸尿布。在电视上看到同样的场景会让人惊恐。在这里不会。不会感到可怕。她们都是女人。
26日，星期四
可怕的一幕。她以为我来接她，她要离开这里了。她极度失望，什么也吃不下。可怕的自责。不过，有时候，也会心安理得：她是我母亲，但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了。
听祖克说过：“人必须死了，才能确保不用再依赖任何人。”
29日，星期天
我给她刮毛给她剪手指甲。她的手指甲很脏。她很清醒：“我会在这里一直待到死。”又说：“我尽我所能让你幸福，而你并没有如我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