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输掉了全世界”，指的不止是恒指跑输全球主要市场，更重要是香港失落了“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不单止与西方世界脱钩，甚至被内地居民戏称为“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沦落为内地一个普通城市。
去年底在本栏写2022年金融事件回顾，当时标题是《“输”字行头的2022年》。
当时写道：“香港2022年输的当然不止金融及资产市场，输得最多的，其实是国际社会的认同，或者简单讲，就是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2022年我们输掉了很多，不过当司法独立变成碎片，香港法院判决被人大释法推翻，法律根基被动摇，破坏司法独立及司法制度。这一切在外国投资者眼中会如何判断？2023年恐怕我们提早迎来了终局。”
我没有水晶球，不过当时也清楚看到，因为内地在“白纸运动”后开始取消防疫限制，这将有利中港恢复通关，因此在去年十二月及今年初分别写了《中港通关时间表将大幅提前，有利复原但前景充满政治隐忧》以及《香港楼市“小阳春”实为最后“逃生门”》，表明经济首季可望恢复增长，资产市场特别是楼市会受惠。但我清晰指出，这种上升只是一个短期现象，持有资产人士应理解这是最后“逃生门”。
结果今年首季本地楼市真的出现强劲反弹，由去年低位累升近7%，几乎收复了去年一半跌幅，可惜好景不常，因为联储局加快加息步伐，加上资金大规模撤离，而一面倒唱好的通关因素不似预期，楼价在年中重拾跌势，在施政报告公布“减辣”后，跌幅更是加快，中原城市领先指数跌穿150，创2017年近七年新低，比今年四月高位回落逾一成，而相对2021年8月历史高位更是大幅下挫近22%，而对于明年楼市，外界共识几乎是会再下跌多一成。
正如我在上星期文章《李嘉诚称“山雨欲来”？谈2024年经济前景》指出，2023年的香港，的确是所有负面因素全面爆发的一年。上星期无独有偶，两份全球最重要的财经刊物，包括《金融时报》及《经济学人》，均有专题报道关于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面对危机。
其中《金融时报》标题是香港面临国际金融中心的“存亡危机”，指出外国企业和外籍人士继续离开香港，而中国企业和中国人则填补了他们的空缺，令香港失去其独特身份，甚至令香港将逐步趋于中国体系。更重要是香港现在“牢牢受制于北京”，并警告北京在港实施被扭曲的法治，司法被迫顺从于政府，可能侵蚀投资者的信任。
文章有一个很重要观察，说是今日的香港已变成约有40%的经济依赖中国，但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可能增长到50%或60%。事实上，更多外国政府及投资者发现很难将香港的地位与中国分开看待。
企业层面亦出现“外资撤、中资进”的情况，根据最新在香港设立区域总部的公司数量从2019年的1541间下降至2023年的1336家，是十年有纪录的新低，与2019年的高峰比较，更是少了205家，跌幅达13%，反映外资实际上是有规模退出香港。期间这些公司的员工总数下降超过32%，减少了六万多个职位。
《经济学人》就以《香港的争扎：失去的五年》为标题，指金融服务业占香港GDP的五分之一以上，如果金融业不繁荣，这座城市就很难繁荣。在今年中经济界预测2023年香港经济将成长6%，现在的共识仅跌至3.3%，这意味着香港的GDP低于2018年，相当于失去了五年光阴。
文章开首说香港今年“输掉了全世界”，同时正如富卫主席马时亨所说的，我们也失去了内地这个最大“靠山”。
一年前，当中国取消检疫制度时，香港的名店、药房、旅馆和餐厅预计会有大量内地人涌入。今年前10个月，出现了2,100万人。然而，这仅占2018年同期抵达人数的52%。这些游客的消费似乎也有所减少。
内地人没有涌向香港，反而是香港居民正朝相反的方向流动，这反映是港人北上消费成风。按出入境数据统计，港人北上消费的比例，人数与内地入境比例几乎为三比一，这是历来从未见到，亦是今年我最不能想像的经济现象，恐怕除了坊间提出是内地消费“价廉物美”、“服务周到”，也不能抹杀部分人是在港消费觉得“唔开心”，甚至有报复心态。
经历了过去两年的“输”，2024年可以收复部分失地吗？不是想刻意唱淡，但恐怕真正的终局现在才揭开序幕。大家很值得留意是上周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发言，除了一贯吩咐特区政府、立法会及区议会等政界所谓爱国爱港外，更是首次呼吁全港各界别的“小利益”须服从国家、民族、香港的“大利益”。
夏宝龙说“在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香港整体利益面前，任何个人、企业、学校、单位、组织的利益都是小利益，要服从国家、民族、香港的大利益”。更重要是他对工商界提出了具体要求，“将个人的小我融入香港的大我、祖国的大我之中”，并履行社会责任，跟港府排解民生忧难等，做到“富而有责任、富而有义、富而有爱”。
夏宝龙的说法实在令人感到一阵寒意。要知道香港的赖以成功的原因，在于“大市场、小政府”，市场经济是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因素。当然市场不是万能，引起的贫富不均亦是事实，这时候就需要政府介入保障各阶层的基本权利。但是按夏宝龙的说法，香港各界包括商界甚至普罗市民，都要牺牲个人的“小利益”，成全国家的“大利益”，这是彻彻底底改变过去数十年香港赖以成功的方程式，甚至乎是改行内地一套“共同富裕”的原则。
我相信这个“小利益”须服从“大利益”的要求，不是说说就算，我多次提及香港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是明年财政预算案，财爷陈茂波已承认错误上调今个年度财赤将突破一千亿，更不寻常是表明下一个年度亦好大机会面临赤字。这种罕见的表态是历届财爷中少见，显然就是作出预期管理，亦反映目前政府财政状况非常严峻。香港五年来已面对四年的财政赤字，其中有三年更是破了回归以来的纪录（全部都是在陈茂波任内），显然财赤已经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要解决结构性财赤不能单靠卖地这种非经常收益弥补，必须上调税率及开征新税项，恐怕夏宝龙呼吁商界及小市民要牺牲“小利益”这种要求，很快在2024年就会杀到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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