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社运人士，许颖婷讲述了她从14岁起开始参与民主运动，到现在被迫流亡海外的非凡经历，分享了对香港的希望和担忧。（《思想领袖》提供）
许颖婷：很多和我一起长大的朋友要么被关进了监狱，要么就是流亡海外。
杨杰凯：许颖婷（Frances Hui），仅14岁时就成为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现流亡美国。
许颖婷：当他们（中共政权）将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关进集中营时，他们也对西藏人这么做。当他们还把数千名香港人关进监狱时，他们认为不会为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付出任何代价，而且他们被问责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杨杰凯：在本期节目中，她分享了自己非凡的故事及对自己那座城市的希望和担忧。
许颖婷：我们将有一代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加入“学民思潮”成为香港活动人士
杨杰凯：许颖婷，很高兴你作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许颖婷：谢谢你的邀请。谢谢。
杨杰凯：坦白说，我很荣幸你能来到这个节目。
许颖婷：这也是我的荣幸。
杨杰凯：据我了解，你是第一位在美国正式受庇护的香港人。当然我非常、非常高兴这件事发生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起吧。请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因为你很早就开始参与民主运动，对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请跟我讲一讲。
许颖婷：我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我只是了解到了香港与中国、中国其它地区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而且我从小就知道我们有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我实际上受到了一群学生的启发，他们走上街头抗议一项“教育计划”，其中领导者之一就是黄之锋。
于是我加入了黄之锋的组织，这个组织叫“学民思潮”，当时基本上都是一群学生在街头集会。从那时起，我就一直是一位香港活动人士。这可以追溯到我14岁的时候。然后我就继续为香港的政治问题发声，并一直积极地参与民主运动。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学习新闻学。至于我是如何成为香港的受庇护者的，说来话长，但最终我被香港禁止了。我知道若我继续留在香港，会受到威胁。最终我不得不在2020年离开香港。
参加香港纪念六四活动获政治启蒙
杨杰凯：嗯，首先，并不是每个14岁的孩子都会主动站出来争取权利。这是怎么回事？
许颖婷：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有人问我，是不是我的家庭发生了什么事情促使我这样做？说实话，我所成长的背景，并非在家人里有一群活动人士的这类家庭，我的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但在我10岁的时候，看到街头的抗议活动，了解到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我感到非常震惊。我记得在我10岁之前，我人生的第一个十年，我只是简单地认为我是一个中国人。
比如，我为北京奥运会感到自豪，比如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和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同，像中国大陆人一样。但后来了解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我感到非常震惊，我看到所有那些像血淋淋的被坦克碾过的尸体的图片和视频。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民主变革的学生。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想要自己的自由。当我10岁时知道这一点实在令人震惊。
所以我首次参加了……我第一次参加的公众集会是香港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守夜活动，现在这种活动在香港已不允许了。但身处这些人当中，我真的感觉很奇特，周围都是有着相同价值观的人，并且高呼相同的口号，比如，我们要自由和民主，我们要追责，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这让我眼界大开，了解到我们在香港确实有独享的权利，可以为自己、为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
你知道，能够在街头抗议和集会，这确实是一种独享的权利。了解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关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意识到政府正试图通过教育让我们“融入”中国大陆，如果该教育计划得以通过，我将成为第一代接受所谓“爱国主义教育”的（香港）人。然后这激励我走上街头，并最终第一次加入了“学民思潮”运动。
中共以“爱国主义教育”为名在香港推动洗脑教育
杨杰凯：这真的很有意思。在这里我想再谈一点。我相信，很多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他们总是认为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好事。事实上美国就缺乏这个。他们会那么说。我认为他们那么说是对的。但为何你认为“爱国主义教育”会有问题呢？
许颖婷：是的，情况是有点不同。在中国，他们（中共）的方案是抹杀历史。他们不提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不谈文化大革命。即使谈，他们也会避开自己的暴行，并且把自己的所做所为往积极的方面去扯。所以，中共给香港人带来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你必须说普通话。
他们说，历史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还会告诉你，比如，我们把维族穆斯林关进集中营，这是件好事，我们只是教育他们，消除极端分子、恐怖分子。我认为这些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历史的准确版本。这无疑是在给我们洗脑，让我们相信，哦（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好国家，我们都应该有归属感的。我觉得这很奇怪。
杨杰凯：所以，我想我听到的你提的（当局）那种讲法，基本上都是从中共的角度出发，它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此我们都应该感到幸福”……
许颖婷：中国共产党是高于一切的，这有点像宗教中，你必须相信有一个标准答案，你的论文才能获得满分。它就是这么搞的。这就是为何我们称之为“洗脑教育”。它不应该被强加于香港。那是2012年的时候，我们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我们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暂停该计划。
但现在它又推出了，已经在香港实施了。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了。他们已经通过国家安全教育实施了这一计划，所有的学生，无论是高中、初中、小学，甚至大学，学生们必须参加这些课程才能毕业。香港的情况已经大不如前。
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流亡海外
杨杰凯：这令人难以置信。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雨伞运动”。我们在这里描绘的是从2012年开始的（中共侵蚀香港的）路线图，基本上我能想像到的是随着《国家安全法》的实施，这确实颠覆了一切，是吧？
许颖婷：是的，是的。在2020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了）。
杨杰凯：跟我谈谈，是什么让你担心自己的未来会落在当局手中？因为一开始你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还没有招致什么威胁，是吧？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许颖婷：每次我们走上街头，都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我们担心这一教育计划将继续推进。我们下一代，我的后代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学习不同版本的历史。也有部分原因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和行动能够带来改变。这就是为什么……这激励我们每次走上街头，大声说出这些问题。
但真正让我们沮丧的是，我们意识到无论我们多么努力，我们什么也控制不了。我认为当2020年《国家安全法》落地香港时，香港人就遭遇了这种情况。这是中共强行制定的法律，没有征求香港人的意见，它没有经过立法程序就获得通过，它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出台了。然后，他们从实施的第一天就开始抓人。
当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时，他们已经逮捕了香港47名推动了这场运动前进的领军人物。这些人就像是我的朋友，我在香港从事活动期间，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了解到，他们都因为说出真相和争取自由而锒铛入狱。在那时我们意识到，也许还可以通过其它方法继续为自由而战。我想到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流亡海外，并在国际层面上继续为香港发声。
香港人是在2019年醒悟过来的
我们继续与“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活动人士许颖婷交谈。
杨杰凯：这一路走来你是否还记得一些特定时刻，从2012年开始，你第一次参与其中，到2020年，可以说这堵墙完全倒塌下来，你是否还记得有一些特定的时刻，让你真的感觉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有些东西确实发生了转变，因为香港在经济方面曾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之一，现在已不是了，完全不是了。言论自由也是如此，香港曾经一度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言论自由。
许颖婷：嗯，我想说的是，香港政府的策略就像把你放在常温的水里，在你不知不觉中把你煮熟。也就是说，在2019年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有希望改变局面。我确实认为，那是香港人的最后一搏，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可能能够激起一些对中共政府的强烈抵抗。我们做到了，因为数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这是前所未有的。
很多年轻人走上街头，包括我一些以前不关心政治的同学。所以当时真的很有希望。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政府提出不同的整合方案，移民计划政策，好让大陆人很容易定居香港……
杨杰凯：我打断一下，而这会改变（香港）思想自由的文化等等，是吗？
许颖婷：是的是的，他们试图破坏我们从中成长起来的广东和香港文化中的价值观。还有像书店老板失踪，仅仅因为他们销售有关习近平和中共的书籍，就这样，五个人就凭空消失了。那是2019年之前的事了。我认为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都在警告香港人，有些不对劲了。到了2019年，人们终于醒悟了，说：“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中共）应该履行承诺。”
香港主权移交时有一个承诺，就是香港人民有权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有权投票并选举行政长官。这些从未发生。我想这是香港为自由而战的最后一场斗争。
杨杰凯：很难想像，2019年我曾去香港旅游，那一年我结识了一些了不起的人士，他们积极致力于促进自由，他们不惜牺牲一切。
许颖婷：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加入了这场运动。他们中有律师，有记者，有学生，只要你能想到的，任何类型的人，像商人，不同行业的领导者。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明白，若香港没有自由、司法独立和法治，就不再是香港了。香港最最特别之处就是它是国际金融中心，有这样一个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我们得到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每个人都走出去，说“够了”。
但还是有很多人希望维持现状
杨杰凯：但还是有很多人……我觉得耐人寻味的地方是，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我都看到了这一点。我的父母，他们来自共产党统治的波兰，他们被迫在七十年代离开波兰，我就是这样来到加拿大的，然后又来到美国这里。当然，这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但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都有人有与你完全一样的感觉，数百万香港人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同时也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是吧？
甚至像，我记得有不同（立场）的商店，有些商店和咖啡店支持抗议者，还有其它一些店是反对的，然后就变成了这种……这种现象很耐人寻味。你对这样的人有何看法，他们希望维持现状，并表示：“并没有那么糟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许我们甚至想要大陆的做法呢”，我也不知道……这类人数量还很大，是吧？
许颖婷：是的，没错。首先我不怪他们，但他们也是……中共镇压完了那些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之后就会镇压他们的。很多时候，他们会攻击民主抗议者。我们看到的一个趋势是，他们中很多人更多地集中在老一辈群体。他们经历过英国殖民统治，他们觉得自己回到了原来的背景，他们感觉自己与中国的联系更紧密。我能理解这一点。但很多时候，这些人也……
他们不想改变。他们认为香港很好，他们有自由，可以到处走，不像中国大陆那么严酷，他们仍然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而但我们想要的那种自由，是为正义发声的权利，说出真相的权利，不必因为我们大声疾呼，说出真相而遭到迫害。我认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只关心自己个人的生活不被侵犯。但等到他们的隐私受到侵犯时，那就为时已晚了。
言论自由对社会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杨杰凯：让我们多思考一下。根据你现在的经历，这个话题有多么重要……这是美国当下的一个大问题，人们对言论自由的价值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仅仅从你在香港的经历来看，言论自由对社会整体而言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许颖婷：我认为很多反对的人，他们不明白，如果子孙后代不能在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真正享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们将会吃苦头的。我很幸运，经历了香港的黄金时代，可以参与公民社会。我可以走上街头，为自己的自由而战，真正站在第一线为之奋斗。但现在很多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无法在那样的环境中成长。
他们无法了解所这一切。我们将有一代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不会为自己而战。他们将会听政府的，无论政府告诉他们什么或给予他们什么。我认为言论自由也是一种实践，不断思考并具有批判性的思维，挑战现状，质疑现状。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是在昭告全世界，“我们要摧毁这个自由社会。不管世界说什么，我们都要接管这座城市。就像我们要用我们的独裁价值观接管世界一样。”
我认为人们可以从香港的运动中学到很多教训，也可以从其他群体正在经历的学到很多教训，比如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台湾人，还有中国公民自己。这种情况就像，他们（中共）正在成为世界民主价值观的一个巨大的威胁。
政界人士制定对中政策时应纳入人权问题
杨杰凯：你实际上是在和一个团体合作，他们正在寻求帮助这47名香港人中的一些获释，坦率地说，还有更多其他已被捕的人。我想请你跟我谈谈这件事，简单地说这背后的考虑是什么。
许颖婷：是的，我为“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和伦敦。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呼吁释放香港的政治犯，并继续在国际舞台上揭露香港的状况，从而确保政界人士明白，他们在制定中国政策时应将人权问题放在优先议程上。
杨杰凯：现在有很多说法，说美国走得太远了，在其它地区介入太多了。我们确实应该回头看，国内也有很多问题。这些观点都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需要处理的。我们为什么要向外看呢？为什么我们想要影响其它国家，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个国家施加人权限制呢，是吧？
许颖婷：是的，是的，嗯，正如我所说，我已听过很多次了。就像人们常说的：“哦，我们有自己的国内问题。我们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何必费心谈论外交政策呢？”但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情况。你仍然可以关心国内的问题，但也要知道我们周边有一些独裁政权正在试图破坏我们努力捍卫的自由和民主。这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民主。
有些人，其实就是年轻人了，我这个年龄的人，和我一起长大的人，他们现在要么在监狱里，要么被迫背井离乡，流亡海外，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因为我们在美国有自由，有民主，这也意味着我们有独享的权利为不能发声者、为那些在独裁政权下受苦受难的人们发声。与此同时，我认为我们之所以在外交政策中谈论人权，特别是对中国（中共）谈人权，是因为现在我们与中国是朋友，
我们继续与中国开展贸易，继续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和外交接触。因此，当他们将数百万维族穆斯林关进集中营时，当他们也对西藏人这样做时，当他们还将数千名香港人关进监狱时，他们认为不会为这些侵犯人权行为付出任何代价。他们不会被追究责任，所以他们继续我行我素。而且他们被问责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在美国，我们总是说我们无能为力，因为那是国外。不，你可以做点什么，你可以告诉他们：对你的公民做所有这些事情是会有后果的。跨国镇压是会有后果的。当他们侵犯人权时，是会有后果的。我们有办法阻止这一切，并说，让我们回到谈判桌，并告诉中共，若你们不打算改进或改变你们的方式方法，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杨杰凯：嗯，这将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为这样的事情还真的不多见，也许除了贸易之外。那是我见过类似活动发生的一个领域。
许颖婷：我认为问题之一是我们也非常依赖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我们在经济上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很难与之切断联系。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作为离开香港的港人继续发声
杨杰凯：你知道，《美国思想领袖》各期节目实际上经常被翻译成中文，事实上会在香港和中共国等地播出，附有字幕。你有什么话，要对你那些现在在监狱里的朋友，或还留在香港的朋友说吗？
许颖婷：有很多和我一起长大、在运动期间和我结识的朋友，他们中很多要么被关在监狱里，要么在流亡。这真的令人悲哀，有几代香港人，我这一代人，正在经历这一切。我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的是，我对他们站在前线的勇气表示钦佩。他们中很多人，即使有机会像我一样可以离开，他们还是决定留在香港，因为他们明白那是他们一生将永远停留的地方，他们将在那里奉献一生。
我真正受到激励的一件事是，在（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入狱前，在他的保释被拒之前，他说他年轻时从中国来到香港，在香港发展了自己的事业，然后获得了各种自由，并自己创办了一份亲民主的报纸。在入狱之前，他说：“我欠香港自由，因为我以前没有这样的自由。所以我欠这份自由，现在我要偿还。”他有各种办法可以离开香港，但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他认为他曾经或现在拥有的所有自由都是香港给的。所以他要回报这座城市。
这简直……哇。我当时就想，没错。就像我现在在这里获得的自由，它实际上来自我的朋友们，他们中很多人为此做出了牺牲。我必须这样说，我有责任继续为他们发声。我认为，对许多离开香港的香港人来说，都有责任继续为那些没有话语权的人发声，并让人们知道，仍有上千人身陷囹圄，仅仅是因为他们为自由而战，讲了真话，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在那些时期所做的一切，所承受的一切，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在香港团聚，唱着歌，吃着我们喜欢的食物，过着十来岁的少年或年轻人应该过的正常的生活。我真的渴望有那么一天我们能彼此相见。是的。
杨杰凯：好的，许颖婷，很高兴你作客我们这个节目。
许颖婷：非常感谢。很高兴同你交谈。
杨杰凯：感谢各位关注许颖婷和我，感谢收看本期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美国思想领袖》制作组
（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