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80后女孩丁燕，写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说：“疫情短短三年，把我们打回旧社会。”（网路图片／大纪元合成）
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成功的组织管理者，包括企业和政府的领导人，都知道制定政策不能仅凭个人好恶和有限的见解，而要充分搜集事实与数据，并在对其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也就是管理学中常说的事实驱动型决策（facts driven decision making）或数据驱动型决策（data driven decision making）。数据分析中常常涉及建模和拟合，为了让拟合结果更加准确，需要获取尽可能多的样本特性（feature）数据。若是仅仅凭借有限的特性那就很难获得理想的拟合精确度，会导致误差过大甚至错误的判断。
举个例子，大家都想拥有自己的房屋，那么怎样的房屋在市场上更受青睐呢？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面积大，价格低，即所谓性价比高。面积和单位面积价格当然是很关键的因素，但如果我们仅仅凭借这两个因素去判断房屋的受欢迎程度那是远远不够的，地段、房龄、楼层、采光、学区、电梯、车位、物业、交通、公共设施等等众多因素都必须充分考虑。单单考虑面积和价格，那我们就会得出诸如雄安的房屋比北京五环内房屋更受欢迎的错误结论。从数据分析的角度讲，没有充分考虑样本的所有相关特性会导致模型欠拟合（under fitting），依此做结论的话就会产生对特性的偏见（bias）。在采样和建模时避免偏见是数据分析师的基本素养和职业道德。
对于房屋等商品在市场中表现的错误判断会导致投资失败损失金钱，而在其它领域产生偏见可能会导致严重得多的后果。比如说某个政府要对社区中人群的犯罪可能性做预测，哪些特性可能导致个人的犯罪倾向更高呢？如果观察美国社会，可能大家立刻就会想到肤色和种族的差异。尤其是黑人族群的犯罪率高于白人和亚裔人群，这确实是一个事实。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出肤色与犯罪率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判断呢？不行！因为肤色只是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一个特性而已，而且很难从科学上提出肤色与犯罪率有关的理论解释。要对犯罪率建立正确的模型，那就必须考虑更多相关的特性，包括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失业率、负债率、家庭结构、社区环境、吸毒史、酗酒史、父母是否离婚、宗教信仰等众多因素。也许对所有这些特性建模拟合后，你会发现肤色与犯罪率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其他肤色种族的人如果处在同样的环境中其犯罪率可能是一样的。然而太多人仅仅凭借有限的数据就得出肤色与犯罪率有关的结论，这种偏见导致了种族歧视，引发社会矛盾。偏见引发的歧视也是社会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仅仅因为肤色就成为了工作、学习和融入社会的障碍，这公平吗？
看问题要全面，讨论问题要就事论事，不能因为参与者的背景而预设立场。大道理好像人人都懂，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陷入偏见的误区。这也不能完全怪大家，因为人类从小学习的原始本能就不是以全面客观分析为基础的。从对婴儿学习认识外界事物的观察，学者常常惊叹人类天性中强大的学习能力，特别通过有限的样本就能够提取特性进行归类的强大天赋。比如给婴儿看一本卡通书上的猫，之后当他看到现实中真实的猫后他也能准确地辨认，尽管在大人看来真实的猫的形象和卡通图画还是有不小差异的。通过有限特性做出归类的能力有其优点，但也有缺点。有一个两岁的孩子从图画书中学到了马的样子，但之后他会把一切四脚站立吃草的动物（包括牛、羊等）都叫成马，而且很难纠正，真正是指鹿为马了。这种缺点就完全符合数据拟合中特性不足带来的缺陷，也就是产生偏见的根源。
因为人类认识事物的本能容易产生偏见，这个缺陷常常被别有用心的人恶意利用。特别是给人贴标签就成为了一种卑鄙但有效的引导舆论方式。比如说中文网络环境中就有很多人特别喜欢给人贴“川粉”的标签。所谓“川粉”就是指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吧。由于在上次美国大选中发生了舞弊嫌疑和对国会的冲击，似乎有些人已经把对川普的支持上升到了政治不正确的程度，因此用“川粉”这一蔑称来嘲弄其支持者。政见不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问题是不能因此而妨碍理性的讨论，特别是当话题与党派支持不相干的时候。常常有人在某人对话题发表见解后，直接给对方贴上“川粉”的标签进行人身攻击，目的是要变相影响其他读者的判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就像在爱因斯坦教授相对论的课堂上大叫“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一样荒谬，但却也同样有效。
人类天性中的逻辑缺陷需要在后天的教育中进行弥补和完善。正确的是非观与逻辑思维理应是学校教育的重点，但恰恰在中共的教育体系中被故意忽视，甚至标签化与偏见直接就是中共教育中史政类科目的基本逻辑。正常的教育赋予孩子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中共教育的目的则恰恰相反：你不要独立思考，而要接受党的理论和认识事物的方式。然而这些“理论”又难以经受逻辑的推敲，所以用贴标签的方法让被教育者头脑中逻辑短路就是最好的方法。
比如“旧社会”就是中共理论中发明的一个标签。“旧社会”一词从字面上本来就有贬义，再加上几个半夜鸡叫、包身工之类以偏概全的故事，很容易在小朋友的头脑中刻下“旧社会黑暗、邪恶”这样的刻板印象。当这些孩子进入社会后，每当接触到关于中共建政（所谓“新中国”）前的信息，他们的头脑中就会自动打上“旧社会”的标签，从而引入负面的预设立场，就很难客观理性地认识和分析了。这正是中共所要达到的目的。
中共十分善于利用标签引导舆论，实现对普通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它们甚至公开标榜这些标签，只是换了个名词叫做“口号”。来自中国的朋友听到“口号”一词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明知其虚伪但不由自主地产生不敢反对的顺从感和无力感？这就是“口号”一词作为标签留下的烙印。
当一个词汇被中共作为标签使用后，其涵义就发生了变化。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此难以察觉，但行为已经深受其影响。这里举几个例子加以分析。
革命
英文中叫做revolution，其本意是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其实翻译成“变革”更为准确。“革命”一词字面上的意思是杀生，因此就带上了暴力的内涵，尽管变革常常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在中共的语境中，“革命”只能是党发起和领导的（一切反对党的都是反革命），是绝对正确的，是必须拥护和参加的（参加就是同志，否则就是敌人，没有中间选项）。事实上“革命”成了中共招募打手的集结号，“革命”的旗帜打出来时所有人都要主动贴上“革命”或“反革命”的标签。这也是文化大革命造成如此大破坏的原因：毛泽东要求的“革命”，就算是欺师灭祖杀人放火，你“革”还是“不革”？
阶级
英文中class一词，其本意是分类，翻译成“阶级”并不准确。“阶”为台阶，台阶有从下往上的“级”别。“阶级”一词就给原本中性的分类强行安上了上下的差别。在中共的语境中，“阶级”是对个人在社会中依照财产和权力地位划分的类别，有上下好坏的区别。“阶级”这个大类下有许许多多的子类标签：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等等。随着时代发展又随时发明新的标签：贫下中农、革干、左派、右派、走资派……中共对“阶级”标签享有垄断权力，甚至把个人成分写入档案永世不得翻身。其实中共在“阶级”标签上翻各种花样，说白了就三类：体制内，例如革干，是既得利益者；普通人，例如工人农民，必须时刻对党表忠心，换取不受直接打击的优待；“敌人”，如右派、走资派等，就是打击对象。在中共统治下大家想方设法让自己贴上前两类阶级标签，但即使贴上了也不是绝对的护身符。党内随时可能冒出“右派”、“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普通群众中也可能隐藏“间谍”、“坏分子”、“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走狗”。反正只要中共想要打击你，总有一款标签适合你，下至赤脚贫民，上至中共自己的总书记，概莫能外。
一小撮、境外势力
随着文革结束，平反右派，经济改革事实上走回资本主义道路，中共悄咪咪地报废了一大批诸如“右派”、“走资派”之类的标签，新时代资本家们也贴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这一红彤彤的新标签从新闪亮登场。虽然不再在纸面上记录成分，但对“阶级敌人”的划分仍然存在，只不过现在改成了“一小撮”、“境外势力”等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标签。其实这是更加蛮横无理的。以前说“地主阶级”之类的还要编排以剥削为理由将其划分为“敌人”的逻辑性，如今连这点遮羞布都不要了。“一小撮”就是坏人？不是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么？“境外势力”是坏人？那中共的老朋友哪个不是境外势力？其实这两个词恰恰是中共精挑细选的，目的是分化和瓦解反对者群体。很多人为了维权或其它原因组织起来反抗政府时内心是恐惧的，生怕被中共打击报复。这种心理被中共利用，抛出坏人是“一小撮”，是受“境外势力”操纵的论调，再配合威胁恐吓，似乎就给了想要屈服又盼着全身而退的人一个希望：我肯定属于大多数、不是带头的“一小撮”，也完全没有和境外联系，所以只要悄悄退场就不会成为打击对象，甚至接受中共收买，出卖其他抗争者还可以立功！可是当浪潮退却，中共开始秋后算账时，真的会因为你不是“一小撮”和“境外势力”而放过你吗？
如今随着中共内忧外患的加剧，“间谍”一词在宣传中出现得愈发频繁，明显要被打造为最新的标签。大家要注意，“间谍”可是比“境外势力”要危险得多的标签。“境外势力”类似虚空打靶转移矛盾，而“间谍”可是要实实在在贴在国内具体个人身上的，相当于把“境外势力”具体化，目的当然是为了给抓捕和迫害任意个人提供便利！
中共把标签化的语言和偏见思维方式融入其教育体制之中，虽然目的是御民，最终却民己皆愚，党文化侵蚀全国，直接导致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变异。甚至不少人认清中共的邪恶后也很难摆脱过去教育和环境的影响，也喜欢用标签式的语言与人争辩。比如说“小粉红”一词就有被滥用的趋势。我们可以用这个词语描述一类言行，但切忌给具体个人贴上“小粉红”的标签。例如前段时间遭遇烂尾楼伤害的亮亮丽君夫妇，在疑似被招安后，很多人就基于他们以前的言行直接称他们为“小粉红”。但人是会变的，过去和现在的言行并不决定其将来。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可以指出他们过去言行的不当之处，但贴上“小粉红”的标签就直接是人身侮辱了，非但不能说服对方，还可能导致对方破罐子破摔关闭沟通的渠道，这就有悖对话的初衷了。
电影《芙蓉镇》的结尾一个疯子敲着破锣喊着：“运动了！”没人知道他说的“运动”指的是什么，但人人都能感受到沁入骨髓的恐惧，那股没有逻辑的恶寒。这就是党文化标签词汇和口号语言所带来的效果：没有逻辑的情绪操纵和言行支配。中共国内的官民们下意识中使用这些词汇语言的时候，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电影中的疯子又有多少区别呢？
正常的逻辑，无偏见的思维，普世价值与道德准则——愿中国社会早日恢复正常的人类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