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刘少奇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发生了那个著名的争论。一向对毛非常恭顺的副主席，这次居然“有些动感情”地顶撞了，愤然作色回应：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夹边沟事件，以及当时全国大大小小的类似的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一段切肤之痛。不单是个人之痛，家族之痛，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当代》刊登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的〈编后〉，2004年1月）
到过夹边沟一带的人带回当地一个传说：现在的高台县明水农场，在埋葬夹边沟右派的地方，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总会有鬼魂说话的声音。聚集在一起的鬼魂们嘈嘈杂杂说个不停。他们无法在人世间说的话，在另一个世界里可以自由地随便地交谈。躲在黑暗处偷听的人听不真切他们在说些什么。如果一旦有人咳嗽或说话发出了声音，倏忽间，聚谈的鬼魂们便立即转移了，在远处的什么地方低低的嘈杂声又重新响起。人们言之确凿。明水农场一位叫宗华的人就说，他自己就曾偷听过鬼魂们的谈话，虽听得不真切，但确实听到了。原来，他们只要躲开活着的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言论完全自由，他们谈得兴起，无止无休……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后记：
本文写于2007年4月4日，除参考、引用杨显惠的作品外，还有其他一些资料，如李玉霄的〈杨显惠揭开夹边沟事件真相〉和杨献平的〈夹边沟：谁踩疼了亡灵的心脏〉，笔者远在悉尼，深表感谢。
分页符关于中国大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难以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据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于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这部约一百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参照了各种资料，详细记述了这个大饥荒的史实。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
杨继绳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又，《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21日以“大饥荒”为封面公开报道和评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冲破中国几十年的禁忌。为此，我写了《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一文：
5月21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第299期出版，封面赫然醒目地印着：“1959-1961大饥荒”。该刊以极大篇幅发表其记者何三畏、刘洋硕、林珊珊所写的深度调查报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1959-1961年的大饥荒记忆》，公开地坦诚地报道和评论上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骇人听闻的人为灾难，冲破了当局几十年的禁忌。文章直言不韪地指出：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这跟那场灾祸一样，是人类不应该犯的错误。
中国读者确是等待得太久了，这篇调查报告一经出版就马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关于“大跃进”继之以“大饥荒”的话题成了舆论焦点。
本来，在中国民间，对那场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如前新华社高级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惊世之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如天津作家杨显惠悲惨感人的《告别夹边沟》……我还想到北京的章诒和在《伤今念昔，恨杀子规啼》（《〈五十年无祭而祭〉序》）一文中讲到的那位不知名的安徽作家。
章怡和发人深省地描述了他们见面时的情形：
这个人从黑色公文包里抽出一卷图纸，说：“我要写的都在这儿。”
图纸平铺在茶几上，俯身看去，它们像是农家村落平面图，毛笔手工绘制。除了猪圈鸡舍外，其余均为大小不一的房舍，每个房舍都填有姓名。有的写着三个人的姓名，有的是两个，有的是一个。他说，这是他的家，是1958年的家，一个几十口的大家。他逐一指给章怡和看，哪间屋住的是父母，哪间是祖父祖母住的，哪间是伯父婶娘，哪儿是兄嫂子侄们的房子。继而，他抽出第二张图，这是1959年的家，第三张是1960年。每张图的格局都一样，可房屋上标注的姓名，越来越少。翻到最后一张–图上只有一间小屋只有一个人的姓名，其它房间都是空白。
章怡和问道：“只剩一个人了吗？”
他抬眼望着章，说：“只剩一个人了。”
“剩下的这个人，还活着吗？”
“还活着。”
“他在哪儿？”
“他在这儿，就是我。”
愕然，哑然。悲而喜，喜而悲！过了好一阵，章怡和问：“原来的人去哪儿了？”
“都饿死了。章老师，整整一个村子都是黄尘滚滚，不见行人哪。”
天乎天乎，百姓何辜！章怡和心头顿感刀割一般，一把抓住他的手，泪水沿着面颊滚落。
这位来访者告诉章怡和：他成了孤儿，自己立誓–长大后一定要写家史，写饥饿史。几十年来他一刻不曾忘记当年的誓言。他对章怡和说：“我要提前退休。”遂指着图上那间小屋说：“我要回到这屋，开始写往事。我家的往事写完了，就写邻居的；我们村写完了，就写邻村的。一个村、一个村地写下去。”……
又是一个令人悲恸欲绝又令人肃然起敬的故事。这些勇敢坚定锲而不舍地追寻历史真相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让自由的灵魂归来吧。就像《南方人物周刊》的文章所说，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李泓冰也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南方人物周刊》，题为：《请让孩子们拜读饿死人的“家丑”》。她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给历史整容，会唐突了现实，苍白了未来，弱智了后人。最可怕的，是家丑还可能重现，君不见，仍有人在为“文革”招魂么？李泓冰悲愤地发出一声怒吼：别拉着13亿人陪葬！
“夹边沟，我听见亡灵的悲诉……”，这是我几年前为杨显惠《告别夹边沟》一书所写的评论的标题。又一次，我坚信我在此文中说的话：
中国人敬畏历史。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会无动于衷。
往事无法埋葬。往事不会灰飞烟灭。或迟或早，往事都会一个个从坟墓里爬出来。
这里我还想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迪亚·森的话：
“人类的饥荒史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的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一党专制的新兴独裁国家。但是，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