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你以为你很自由，其实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不自由。
简介：本文从齐泽克“人感觉自由是因为缺乏表达不自由的语言”切入，探讨意识形态如何塑造话语霸权，对不管接受还是不接受意识形态的人，构成精神枷锁。本文重点讨论案例有两个：一个是以“苏联笑话”为代表的幽默讽刺艺术，另一个是中国的“语言改造工程”（linguistic engineering）。随着探讨深入下去，我们发现，话语霸权正在限制和剥夺“表达不自由的语言”，这就像构成了一道看不见的精神枷锁。
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讲过一个东德笑话，说有个东德人找了份工作要去西伯利亚，因为知道苏联人会检查所有往来信件，于是在出发之前，东德人就跟朋友说好：如果我给你写信用蓝墨水，就说明所写内容是真的；如果用红墨水就说明是假的。一个月以后，朋友收到了西伯利亚寄来的第一封信，上面用蓝墨水写着：这里一切都很赞：商店货物堆得满满当当，食品很丰富，住房很宽敞还有供暖，电影院里能看西方电影，到处都有漂亮女孩等你搭讪——只是唯一缺乏的一件物品就是红墨水。1
齐泽克的笑话是个典型的“自指悖论”（self-referential paradox），有时也称为“说谎者悖论”（liar paradox）：既然约定说蓝色墨水所写都是真的，但是这种真实却只是基于缺少红色墨水的原因，也就是说，蓝色墨水所写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但是却违背了蓝色墨水只说真话的约定。
齐泽克想借此表达真相独立于字面意义上的真实：人感觉自由是因为缺乏表达不自由的语言，这样一来，自由本身又成了掩盖和维系不自由的手段。齐泽克借用英国作家 Gilbert Keith Chesterton 的话说，就是：让奴隶解放思想，就是防止奴隶被解放的最佳手段——教奴隶为要不要自由发愁，奴隶就得不到自由。2
我们知道，极权政府通常倾向于以解放者姿态登场。以解放来实现奴役、以自由来禁锢自由，是所有极权主义统治的最终归宿。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奴役是由两种形式构成：其中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受难”，另一种则是更加隐蔽的看不见的奴役。对于前者我们感觉不自由，至于后者，我们处在禁锢中却浑然不觉。
看不见的奴役，是一种精神枷锁，本质上恰如齐泽克所说，是由语言匮乏所致。是什么造成表达不自由的语言出现了匮乏？事实上这种匮乏是由剥夺造成的，极权政府倡导的意识形态是促成剥夺的首要原因。
柏林人看C-54运输机降落 (1948) | Image: Wikipedia
1. 意识形态是怎样操作的？
在《统治的模糊性》（The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1999/2015）中，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 Lisa Wedeen 发现，叙利亚专制政府旨在通过大肆推动对时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的个人崇拜，制造服从（compliance）。也就是说，叙利亚政府的统治策略是基于服从而不是基于合法性（legitimacy）：专制政权用强迫民众参与针对独裁者的致敬仪式来制造服从，即便参与者和发起者同样不相信政府的虚假宣传，服从仍然产生了——服从的具体形式，就是官僚和平民行为举止“好像”（“as if”这个概念对 Lisa Wedeen 很重要）表现出对领袖的敬拜。这种“好像”政治（a politics of “as if”）看上去既不理性，又虚伪透顶，但是非常有效地制造了服从，因为只有言语和行为上表演服从，才能实现权力实体化（to substantiate rather than legitimate power）。3
在 Lisa Wedeen 看来，意识形态就构造了这种“好像”政治：就算明知道是假的，但是你也不得不去做。意识形态就是一套在日常生活实践体现出来的、被情感左右的话语。4
捷克作家、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 Václav Havel 曾以共产主义国家的蔬果店小商贩为例，详细分析了意识形态是怎么操作的。一个蔬果店小老板在自家店橱窗上贴了一句标语：“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么做要传达什么信息？他对于团结全世界的工人真的有莫大热忱吗？Václav Havel 认为，事实上店主根本就没有想过这句口号什么意思，也没有打算用这句口号表达自身真实想法，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多年以来其他人一直都这样做。如果不这样做，他就要付出代价，甚至还可能被人举报，政府会怀疑他是否仍然忠于共产主义，麻烦会不断地缠着他。这句标语贴在橱窗上就像在说：“我，本店店主，我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依照要求行事，我值得信任并且行为无可指摘。我服从权力，因此我有权不受骚扰。”5
Václav Havel 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与古典极权主义不受法令限制地直接执行独裁者意志不同，后极权主义完全沉迷于将一切都捆绑在统一的秩序中，生活在这种国家的人，被密集的规定、公示、指示、准则、命令和规章条例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个体沦为了巨大国家机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齿轮，其生存意义也就仅限于为这台机器服务，任何偏离国家机器预定方向的行为，都会被认定是错误、放肆和无政府主义，6 会被当成是对后极权主义制度间接构成政治挑战，哪怕只是摇滚音乐也不例外。7
后极权主义制度要求服从、统一和纪律，这一点与生命自身寻求多义性、多样性、自我建构和自我组织以实现自身自由完全违背。在后极权主义制度下，任何逾越行为都会被视为是完全否定整个制度。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共产主义国家，任何微不足道的言行都可能被上纲上线地批斗。Václav Havel 形象地说道：“后极权主义制度触及到人们的一举一动，但它这样做的时候，戴着意识形态的手套。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在这个制度中到处都是虚伪和谎言……”8
意识形态就是以一套似是而非的（specious）手段，将个体与世界关联起来。意识形态给人一种认同、尊严和道德上的错觉，同时也让人轻易就放弃认同、尊严和道德。意识形态往往作为一种超越个体、碾轧个体的宏大目标，承担着一种特殊的功能：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该制度与人性秩序和宇宙秩序处于大和谐之中，这一点对后集权制度受害者和支持者完全一样。9 这不但可以解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往往本着最崇高的目的和道德追求来实施虐待、迫害和屠杀，还可以解释从那个社会活过来的人，很多竟然开始怀念起那个时代的道德秩序——这一点对处于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和中国尤其明显：遗民们不但选择性遗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混乱，反而将之视为失去的黄金时代。
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崇高目的，后极权主义政府肆无忌惮地制造假象和伪造数据，不但篡改过去，还伪造现实跟诱导未来。后极权主义政府不需要个体相信这些东西，它只要个体行为表现得好像（as though）他们真的相信这些——这一点与前面 Lisa Wedeen 提出的“好像”政治不谋而合。10
意识形态旨在对个体的人促成权力结构内化，并且还天然就有脱离现实以创造一个表象世界的倾向。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是仪式性的：意识形态的仪式占据了正常政治生活——正常地发表意见、正常地争论——遭到全盘抹杀后腾出的空间。11 因此，教条式地重复传达、执行和体现后极权主义政府意志就成了一种制造服从的致敬仪式，这一点与 Lisa Wedeen 的发现也完全吻合。蔬果店老板在店铺橱窗张贴与意识形态相符的标语，就是其中一种致敬仪式。
单就针对个体的影响而言，意识形态制造服从的仪式，还包括自我审查。Lisa Wedeen 在叙利亚研究中提到的一个喜剧情景剧，在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这种自我审查：有一个小村子有天接到命令说不许村民给官员拍马屁，但是这让村民感到担惊受怕，因为如果不给官员拍马屁，后果难以想象；但是如果拍马屁，又会受到惩罚——于是村民们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主动去警察局投案自首，把自己关进监狱，这样就不会承担风险了。可见自我审查也是制造服从的一种形式。12
在后极权主义社会中，意识形态渗透得太深，以至于形成一种压迫性的社会结构来制造潜规则。比如 Václav Havel 讲了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时代经历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啤酒厂酿造专家向上级提意见，指出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影响啤酒厂生产，建议对相关管理人员进行人事变动——但是这个建议立马就被上升成政治问题，成了政治诽谤和蓄意破坏。领导层不但驳回了建议，反而严惩了酿造专家。在Václav Havel 看来，这种戳破真相的行为，就是破坏了后极权主义社会潜规则，导致酿造专家被剔除出局，变成二等公民，还被当成共产主义敌人对待。13
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现在的中国也很常见。除了合法上访和上诉遭到打压之外，讲真话和揭露真相也被视为是颠覆活动。因为这类行为在后极权主义政府看来，是对意识形态及其游戏规则的破坏：即便不违反法律，但是违反规则，因为表现出不服从就是对要求无条件服从的体制构成挑战。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后极权主义社会缺乏自我升级、自我更新、自我修复的良性机制。
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一套驯服机制，通过具体仪式和潜规则来制造服从和打压不服从。但是意识形态还有一项隐秘功能：制造话语霸权。有时候，这种话语霸权还用公众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影响舆论和调节民情。也就是说，除了制造服从之外，话语霸权还有意识地引导公众按照既定的模子思考和判断。
第三次柏林危机 (1961) | Image: US Army War College
2. 苏联笑话和共产主义特色幽默讽刺
最近几年，简体中文互联网社区开始流传“苏联笑话”。参照这类“苏联笑话”，中国网民还制作出一系列“中国笑话”，用或隐或显的手段，针砭时弊。事实上“苏联笑话”的源头可能是苏联政府，尤其苏联政府内务部曾经有意识地编造和利用“苏联笑话”达到宣传和调控民情之目的。齐泽克也说，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秘密警察部门也负责编造和流传政治笑话，很多还要公开针对其政权及政要，因为政治笑话以一种更容易让政府接受的方式，给平民发泄情绪和缓解沮丧的空间。14
共产主义政权对待幽默讽刺艺术的微妙态度，包藏着鲜明的政治企图。确切地说，这些语言和图像艺术被当成意识形态工具，用来塑造话语霸权。话语霸权不止是左右其国民如何思考和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限定反对者（dissidents）。这也是为什么 Lisa Wedeen 等研究者发现，即便意识形态的反对者，也成了参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美国迈阿密大学人类学家 Neringa Klumbytė 于2022年出版的最新研究，进一步分析了苏联政府幽默讽刺项目的矛盾特质：虽然这些项目旨在为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服务并且成功吸引到众多编辑、艺术家、作家、记者、读者共同参与，但是也同样可能削弱苏联政府。15
那么苏联政府是怎么操纵幽默讽刺艺术来达到意识形态宣传目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