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写禁书出版，不免又想到我亲身经历的﹑香港文化最鼎盛的那些日子。
我是1978年来香港的，在我来之前，香港已开始经济起飞，而香港文化也随着经济发达市民生活富足而快速成长。从七十年代起，经历八十九十年代，以至新世纪最初的十年，香港至少有四十年文化广积薄发的黄金岁月。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香港之所以有过引领亚洲文化的高峰期，主要得益于港英政府的大社会小政府的施政方针。港英治下的社会政策，一向都是能不管的尽量不管，在法律范围之内，市民想怎样过日子，就由着他们自己去过日子。犯法的就法办，不犯法的做什么都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建立起一个相当和谐的社会。
香港本一个小渔村，受益于国共内战后从大陆流落下来的大批文化人，大学者﹑大作家﹑大艺术家都在这里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钱穆﹑劳思光﹑唐君毅﹑林风眠﹑刘以鬯﹑查良镛等等，这些知识精英为香港鼎定了丰厚的文化基础。
随后，大饥荒年代流落下来的，也不乏个性倔强敢于冒险的难民，文革后流落下来的，又是一批桀骜不驯追求自由的红卫兵。这三代大陆移民，改变了老香港的居民结构，提升了渔村的文化根基，使香港具备文化腾飞的能力。
每个地方的文化都需要肥沃的土壤与阳光雨露，需要长时间的滋养，香港有英治的自由环境，又恰逢经济起飞带来民间的温饱，市民生活无忧之后，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那时香港文化就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我初临贵宝地，那时大部分香港文化都还在草创时期，金庸梁羽生已经开辟江湖，成就新派武侠小说双峰并恃的局面，倪匡蔡澜亦舒李碧华也都已成名，刘以鬯编副刊写连载，纯文学的西西也斯等人，正兴致勃勃试探现代文学。那时的电影界还在从国语片过渡，电视上开始有家喻户晓的长篇连续剧，香港文化披荆斩棘，面前有无限可能性。
随后的二十年，一切都豁然开朗，只是顺其自然往前走，人才不断涌现，精彩的作品陆续有来，各行业的精英深耕细作，优秀作品井喷一样出现。不同的文化门类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灵感互相激发。通俗文学与纯文学并行不悖，电影与电视各据地盘苦心经营，每年有香港电影节﹑日本与韩国电影节，有不同流派的画展与摄影沙龙，有各种流行与艺术歌曲的演唱会。香港人各适其适，选择自己钟意的文化消闲品，去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连绵不绝的过程，有开拓必有传承，有个别也有整体，当中西文化自由自在在这里交接碰撞，互相刺激生发，人们的创意无限度被开掘出来，再加上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文化的发展提供厚实的物质基础，那时的香港文化，不发达都几难。
归根结底，一切都来自无限广阔的自由环境，没有自由什么都不是，再有钱都白搭；有自由什么可能性都有，没有钱也能苦中作乐。回顾香港这四十年，你不得不相信，没有比自由更宝贵的了，人身需要自由，精神需要自由，应了一句老话：不自由勿宁死。
香港文化在新世纪后开始走下坡，九七后大概还有十年荣景，那是一个时代的背影。那时中共正为自己的生存挣扎，没有余力来管香港，因此香港文化在这十年间，尚有一点生存空间。可惜，中共的阴影徘徊在上，即使表面繁荣还在，但内里已经空上来了。
二十三条五十万人大游行，温家宝亲临深圳就近观察，中共紧急煞车撤了二十三条，顺带撤了董建华以取悦香港人，但那已经是中共最后一次让步了。文化上的紧箍咒时紧时松，但还有节制，不至于穷凶极恶。这一段过渡期有点尴尬，彼此坐立不安，偶尔清风朗月，随即阴云密布，旧日的兴旺气象日渐消磨。
及至本世纪二十年代，香港气数已尽，文学艺术领域一片凋零，再没有整个社会生气勃勃万象日新的荣景，也没有频繁出现的新作品新明星，一切都归于沉寂。即使偶尔还有零星作品令人眼前一亮，但与其说那是众星捧月，不如说是彩虹乍现。
近日话剧界颁奖礼因为请来尊子作嘉宾，竟被艺术发展局取消合约。艺术发展局是纳税人的钱成立的，用意在资助有益有建设性的文化活动，现在政治凌驾一切，连尊子去颁奖的自由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艺术创作？
当我们缅怀香港往日文化的黄金岁月，要记得自由不是上天赐予的，自由是要争取的，有时甚至要用热血与生命去争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