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赛勒教授给学生讲授工商管理学，有一年他教的学生来自东方的日本国与“中共国”。这里使用的“中共国”一词，是为了将“中华民国”与“中共国”区分开来，没有其他用意。赛勒教授为了研究不同人群在团体中发挥的作用，专门设计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过程是这样的：
赛勒把学生根据国籍分成两组，一组是日本籍学生，这些学生的父母大多是日本工商企业的精英，另一组是中共国籍的学生，他们差不多全来自中共国的权贵阶层。两个组的学生似乎都聪明，表面上差异不大。实验的要求是，两组学生分别在两个教室内，先由助教给每个学生发放一只未充气的小气囊，每个学生在未充气的小气囊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继而给气囊充气成了气球后封口，再将气球投入自己所在小组的一只大框里，然后离开教室。接着助教将大框里气球搅乱，再让两组的学生回到自己教室，要求他们在大框里快速找出写着自己名字的那只气球。
赛勒教授限定的时间为10分钟，结果如何？日本学生的小组仅花了3分钟时间，每人都顺利拿到写有自己名字的气球。而中共国学生的那一组，前后花了15分钟时间，依然还有近1/3的人没找到自己的气球。这个结果令两个组的学生自己也惊讶，为什么集体找气球的效率，两个组的差距如此悬殊？幸好两台摄像机记录了两个组找气球的真实过程。
录像的回放，让大家恍然大悟。原来日本学生在大筐内找气球的时候，当检起一只写着别人名字的气球，这个学生抬起头扫视一下，随手将气球交给身旁的同学，因为气球上正是身旁同学的名字。然后继续弯下身捡起下一只气球，直到捡到自己的气球。其他同学也是如此概莫例外，于是人与人在不知不觉中成功合作，实现共赢。而中共国的学生则完全不同，他们争先恐后围挤在大框旁努力寻找，每捡起一只气球，一看不是自己的名字，迅速随手扔下，绝不会把气球转交给身旁的同学。旁边同学捡到他的气球，当然也不会送到他手上。大家为了抢时间，专心致志地只顾自己不顾他人，丝毫没有互助合作的意识。
这就是两个不同国家走出的学生，尽管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其实人种的差异早已深入骨髓。赛勒实验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却形成良性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在一个上下一致强调集体主义，几十年来高唱“毫不利己，专门为人”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人都极力表现出热爱集体、热爱国家的样子，而人与人之间却无法实现合作。如果存在竞争，他们的竞争也不是无掠夺、无伤害的平行竞争，而是包含着野蛮夺取与残害的对抗性竞争，在社会高层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赛勒设计最简单的集体找气球实验，即便在这个国家的年轻学生中，由于没有合作，其效率之低下也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日本学生相互间的“交易费用”非常低，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成本很低，而中共国学生的“交易费用”极高。
赛勒实验看似简单，其中包含着对竞争与合作程度的测试。这种平行竞争在两个小组之间展开，大家一望而知。然而在小组内部需要的是合作，这在中共国却不是人们愿意接受的，赛勒实验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竞争与合作置于全书的重点，因为竞争与合作才是人类财富生成的源头。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家们依据“经济人假设”津津乐道于竞争，几乎完全忽略了合作。对合作的忽略其实是对市场的忽略，因为人类无论竞争与还是合作，主要都依靠市场实现。竞争自不必说，譬如厂商A与厂商B同样生产家具，双方也就成了竞争对手——谁的家具生产技术有创新，质量更可靠，款式更时尚使用更舒适，成本与价格更低，谁就在市场更能赢得消费者青睐。合作如何借助市场实现？如果读过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就会明白下面的道理：一支微不足道的铅笔，原来是无数伐木工、采矿工、运输工、建筑工、纺织工、机械工、面包师、服装师……合作的结果，而无数合作者们相互间并不相识，他们既是追求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也是相互合作的“社会人”，推动他们合作的动力来自市场，前提是他们（劳动力）的财产权必须得到充分的维护。
不过赛勒实验中日本学生的合作，当然是在市场以外的合作，于是就带来一个问题：人类的合作，究竟是由市场内向市场外延伸，还是由市场外向市场内的推进？雨果·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一着中，出于对权利来源的论述，指出人的本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是人的“自我保存”；第二是人“必须与他人共存”。格劳秀斯的思想给后来英伦三岛的思想家们带来极大启迪。人的“自我保存”的本性，决定了每个“经济人”不能不追求自身的利益，决定了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权属于人的自然权利，必须受到宪政制度的保护。人“必须与他人共存”的本性，决定了每个“社会人”在遵循“财产权的正义法则”前提下，必须与其他“社会人”合作，生产的效率才能获得奇迹般的提高，决定了即便在没有市场的地方，人与人的合作也不能或缺。然而也必须懂得，只有市场，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与人的合作、保证生产效率获得空前程度的提高。
世界上只有在共产极权制度下，独裁者们才会无视人与人的合作，才会强调“人与人的斗争”。独裁者们制造仇恨，仇视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制度，毛泽东疯狂热衷于“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习近平继续高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们只有内斗、互害、欺诈和压迫，没有合作与互助的原因。即便在邓小平推行改革的一段时间，靠着“摸石头过河”出现不同程度的市场，同样也是缺乏合作的假冒市场，甚至是寻租场（如中共国的土地市场、金融市场等），当然也是中共国无法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无法形成人与人合作的原因。中共国学生在赛勒实验中的彻底失败，原因在此获得充分彰显。
赛勒实验隐含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当人类又一次处在十字路口的时候，究竟应当选择怎样的方向继续前行？这就是赛勒实验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