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2日，大清帝国颁布废除科举考试令。
14岁的饶毓泰，从此放下“状元”的梦想。三年后，他只身前往充满现代气息的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
求学期间，饶毓泰与胡适同窗。两人同年同月生，饶毓泰大胡适16天。但胡适少年成才，他不仅是中国公学的学生，还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这样，胡适就成了饶毓泰的英语老师，两人也成了亦师亦友的关系。
几十年后，胡适在其《四十自述》中回忆道：“论学问，我那时怎配教英文？但我教的两班后来居然出了几个有名的人物：饶毓泰（树人）、杨铨（杏佛）、严庄（敬斋）。”
1911年，饶毓泰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回家乡临川做了中学教师。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处于变革大潮中的饶毓泰，没走投笔从戎之路，而选择了科学救国。
1913年，饶毓泰考取了江西省公费留学，前往美国，初入加州大学，后转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17年获物理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饶毓泰在美国权威杂志《物理评论》上发表博士论文《水银蒸气的低压弧光和它对荧光的影响》，解答了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在小于最小电离电动势的电压下，产生电离所需要的能量问题”。这是当时气体导电研究的一项新成果，这项成果让他成为当时世界十大物理学的先生人物之一。
也是在这一年，饶毓泰凭着多项研究成果，同时收获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1922年，留学归国的饶毓泰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邀请，担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饶毓泰回国时，用省吃俭用的钱购置了大量的物理实验仪器，带回国内，此时正好派上用场。
当时公立大学的物理系都是初创，私立的南开大学更是犹如白纸，全校教授物理的老师只有2名。饶毓泰接手南开物理系后，立即开设了包括普通物理学、力学、电磁学、光学、近代物理等多门课程，所用教材也都居于物理学前沿，是国外著名大学使用的教材。
非但如此，饶毓泰还在南开开设了实验物理。他对此早有准备，在离开美国前，就早早购置了一批物理实验器材，保证了南开的学生可以从事实验研究。他一边给学生亲自授课，一边手把手教他们做实验。
饶毓泰在南开的教育，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物理学的优秀人才，他们中有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吴大猷，而吴大猷则是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老师。
1929年，38岁的饶毓泰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赴德国莱比锡大学波茨坦天文物理实验室进修。进修期间，他研究原子光谱线的斯塔克效应。经三年努力，完成了《论铷和铯的基本线系的二次斯塔克效应》论文，大大地丰富了当时世界上新兴的量子力学成果。
身在国外的饶毓泰时刻关心着国内的物理学事业。他在进行科研的同时，与国内物理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以便及时传递物理学的最新科研信息。
1932年，饶毓泰回国，受聘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次年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培养了又一位物理学大师郭永怀。
1935年，他兼任北大理学院院长，而北大文学院院长则是他的好友胡适。
饶毓泰担任理学院院长期间，先后聘请了周同庆、朱物华、吴大猷、郑华炽等教授，将北大物理系的教学与科研水平，推向了一个高峰。
1937年抗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为避战乱举校南迁。学校边转移边教学，弦歌不辍。在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饶毓泰继续任物理系主任。1938年，三所高校南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饶毓泰再次出任物理系主任。
在西南联大，饶毓泰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岁月。妻子不幸病亡，加之日机频繁空袭，饶毓泰被迫避居昆明郊区的岗头村，住在泥墙纸窗茅草顶的破房子里。因条件艰苦，饶毓泰一度胃溃疡发作，处境困难。与他住邻居的吴大猷夫妇，经常来陪伴他，安慰他，把孤苦伶仃的恩师请到家里吃饭。
在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教育却结出了丰硕之果。三校合一的西南联大，聚集起大批的物理学精英，像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赵忠尧、吴大猷等，大家同舟共济，排除万难，培养出了像杨振宁、黄昆、张守廉、邓稼先、李政道等一批杰出人才，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一个伟大的奇迹。
鉴于饶毓泰在物理学教学领域的杰出贡献，1941年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第一批“部聘教授”，这一荣誉被学界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其级别和待遇相当于当时的大学校长。
1944年，抗战胜利前夕，饶毓泰第三次出国深造。这次他利用休假时间自费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与尼尔森等人合作，在原子、分子光谱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饶毓泰获知消息后很是振奋，特地从美国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将胡适出任北大校长与查尔斯.W.埃利奥特执掌哈佛大学相提并论，称为中国大学的新纪元，希望胡适承担起领导北大向前的责任，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
1947年初，饶毓泰再次回到国内，继续担任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和物理系主任。次年3月，饶毓泰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此时的饶毓泰57岁，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候。
但随即而来的巨变，改变了一切。北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决定启动一项抢救计划，动员科技、文化界人士撤离大陆，饶毓泰被列入抢救名单之中。
为此，国民政府特地派来专机接饶毓泰去台湾，但他不为所动，甚至谢绝了好友胡适的劝说，毅然决然地留在了北京大学。
一切都没有改变，饶毓泰还是继续担任理学院院长兼物理系主任。
然而三年后，该来的还是来了。1952年，中国大学全面采用苏联模式，实行院系调整，61岁的饶毓泰不再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领导，而只保留了一个普通教授的职位。
饶毓泰对此十分坦然。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的简单。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饶毓泰受到波及，他的一个学生竟然在大会上指责他“赶上世界学术水平”的思想是自私自利行为。错愕之余，北大一个副校长也说他思想存在问题。这突如其来的指责让他难以理解，大受打击。
不久，身心疲惫的饶毓泰在家里晕倒，随即精神失常。好友竺可桢上门看望他，但见他“眼睛直视无睹”，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
幸亏后来环境有所宽松，饶毓泰渐渐恢复了正常，还在1955年当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切似乎又好起来了。
然而随着环境的又一次改变，饶毓泰再次遭遇不公正待遇。
1966年，饶毓泰受到严重冲击和批判，家被抄，书被烧，被诬陷里通外国遭到审查，平常尊重他的学生，为避免牵连，都选择疏远他。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让他倍感屈辱。
就这样负重生活了两年，他决定不再承受。1968年10月14日，素来沉默寡言的饶毓泰，把自己的学生叫到教研室，心情沉重地说：
“解放前我们看到祖国落后，被外国人看不起，很难过。如何使中国富强起来呢？当时想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这一路走来，艰苦备尝。”讲到最后，他难过地说：“我老了，没有用了！”
两天后，在北大燕南园51号寓所的一根水管上，饶毓泰上吊自杀，时年77岁。
他以这样决绝的方式，选择离开，与其苟活，不如玉碎。
2024-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