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南郊祭祀天地，正式称帝，改明年年号为永乐元年，一切沿循明太祖时制度，是为明太宗（后改为明成祖），他也是有明一代最卓有建树的伟大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雄才大略的朱棣继承了父亲朱元璋勤奋、节俭、体恤百姓的长处，但却摒弃了其父晚年猜忌、武断的短处。他为人果敢英武，驭臣威严，但并不武断，而是善于纳谏，主张“用法当以宽”，“待人当以诚”；他不仅注意守成，而且励精图治，使明朝在永乐年间进入繁荣辉煌时期。
勤政并虚心纳谏
明成祖与明太祖一样，也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虽然精明能干，但并不自满，依旧虚心纳谏，这是每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所必备的重要品质之一。
历代大多数皇帝一般都是早上上一次早朝处理政事，很少有上晚朝的，但明成祖却除了上早朝外，还要上一次晚朝。晚朝之后，则把六部尚书等近臣留下来，商量重要事宜。这是因为早朝奏报的消息多，时间不充裕，没有时间和大臣们交谈；晚朝事情相对少，时间较多。此时，他让大臣们畅所欲言，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讨论，交换意见。
成祖即位后，就晓谕群臣说：“大凡人的才识不同，或长于这方面或短于那方面，如果事情有过错失误，可以马上指出，我不会责怪。如果隐而不言，时间长了才发觉，这就与欺骗差不多，法则难容。”以此提醒大臣们匡正自己的过错。
成祖还经常鼓励大臣们敢于说话，敢于提意见，说真话，认为“直言”比“敢为”更可贵。“敢于做事的大臣容易求得，敢言的大臣难得，这是因为敢为者强于己，敢言者强于君，所以王、魏之风是不多见的。如果可以使进言者无所畏惧，听言者无所抵触，又何必忧虑天下不能得到治理？”他还下令有司重修铮臣比干的祠墓。在成祖看来，“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各尽其道耳。”
对于敢于直言的官员，成祖予以表扬和奖励；对于那些不肯直言的，则予以责备。如永乐初年，浙江有一个教谕（注：掌管孔庙祭祀、教育县学生员）上书进谏，提出地方上几件当办的事情，成祖通告嘉奖他，并把上书拿给大臣们传看，希望身边的他们也当如此。
还有一年，成祖让吏部挑选一些在州县任职多年、关心百姓疾苦、办事能力强的官员进京到六部任职。在他们到京后，成祖要他们大胆直言，指出地方弊政，但起初却没有一个人上书。成祖很不高兴，叫相关官员转告自己的希望和不满，同时他还对身边的近臣感慨“敢言之臣实在是难得”，并再次提醒大臣们时刻指出自己的过失。
永乐五年，开平卫卒蒋文霆上书说有司在民间购买各色物料时，名义上虽是买，但实际上是强取于民，老百姓万不偿一。如果是当地的产品，尚可以筹措；如果不是，则需要多方筹措，以致倾家荡产，因此他建议今后如果有司妄取老百姓一钱者，应当以受财枉法论。如果各色物料不是当地所有者，应该让有司勿取。成祖采纳了这个建议。
成祖还十分讨厌阿谀奉承的官员。一次，贵州布政司在奏折中写道：皇上的恩诏到达思南府，太岩山间都响起“万岁”的声响，这是皇上的威恩远加山川的灵验啊！一些大臣听了这段话都纷纷向明成祖祝贺。成祖面现不悦，说：“在山顶上呐喊，千山万谷都会回应，这本是很平常的事，你们想用阿谀奉承来讨我欢心，实在不是贤人君子的作为！”
对于祥瑞之事，成祖也谨慎对待。永乐初年，陕西兴平、凤翔二县献瑞麦，群臣上表祝贺，认为是圣德广布，天下太平的征兆。成祖对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说：“瑞麦固然是祥瑞，但四方远近，如果万物没有得不到相宜的处所，那可以说是太平。但是现在内外果然没有一个人有怨气的吗？朕看上表只是觉得更加惭愧。君臣相处贵在以诚，谀佞不是治世之风。”
永乐二年九月，周王献仁兽驺虞，群臣朝贺后，成祖对侍臣说：“刚才听群臣言，不觉惕然。天下之大，如果有一个人有怨气，怎么能说得上是仁？一念不诚，怎么能感动上天？我正日夜担忧，怎么可以说驺虞是天降祥瑞于我呢？”“祥瑞出现，容易令人骄傲。是以古代的明主遇到祥瑞时都自我警醒，不会因为祥瑞懈怠。如果驺虞果然是祥瑞，我要更加谨慎。”类似的事情发生好多次。
一天，成祖来到武英殿浏览《存心录》，他对翰林侍臣说：“刚才看（南燕）慕容超在郊祭时有异兽出现在坛的一侧，隋炀帝在圜丘祭祀时遇到暴风，仪式没有完成就结束了，后来两个人都很快就死了。古人说惟德行动天，没有德也动天。善则降下祥瑞，不善则降下灾祸。”又说：“祭祀时固然当诚敬，但一定要平素积累善行才可获福。若平日所行反道背德，而只是在祭祀时表示虔恭，这怎么可能有获福的道理呢？”
永乐十四年夏，礼部祠祭司郎中周讷上书请封禅，尚书吕震请成祖接受这个建议。成祖对吕震说：“今天下虽无事，然水旱疾疫间或有之。朕每次听闻郡县上奏，内心未尝不惶恐，怎么敢自己说是太平之世？况且唐太宗亦不曾封禅，魏征每以尧舜之圣来看太宗。你们想让朕处于太宗之下，还是像魏征一样爱君王！你们当以古人自勉，才能不负身上所肩负的责任。”
成祖得天下后，选拔了一批亲信大臣“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对待功臣和追随自己的，他采取与明太祖不同的做法，即善待他们，并且只要是自己选中的就用人不疑。他曾对群臣说：“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于不相信。苟不相信，即父子将为秦越，况君臣乎！吾于诸功臣，报之厚而待之诚，常见其善，不见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保功用人，可以两得。”如御史曾弹劾西宁侯宋晟专权，不经报告就处理事情，成祖就对御史说：“任人不专能办成事情吗？况且一个大将远在边关，怎么能要求他事事都根据朝廷的旨意呢？”为此，成祖还特意下了一道敕令，让宋晟便宜行事。
对于一起出生入死的将士和辅佐自己的功臣，成祖也是论功封赏。如其藩邸旧属丘福，在战争中都冲在最前面，履立战功，但却从不争功。朱棣即位后，丘福列功臣第一，封淇国公；朱棣手下的另一员猛将朱能，封为成国公，等等。除了封官加爵外，还赏赐银两等。
功劳非常大的道衍，成祖授之以僧录司左善世之职，永乐二年，又授资善大夫、太子少师，成祖和他谈话时，不直接叫他的名字，而是称呼“少师”。不过，道衍最终没有还俗，而是在永乐五年（1407年）时选择隐退，永乐十六年圆寂。
重用建文旧臣
当时朝廷中还有一些建文帝时的旧臣，他们虽然归顺了成祖，但做事战战兢兢，顾虑重重。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成祖下令让解缙等整理建文帝时诸臣的奏章时，只留下有关国计民生的，其余的全部销毁，并说：“……我不是讨厌那些尽心于建文的人，只是讨厌那些诱导建文变坏祖宗规法的人。以前你们是他的大臣，就应该忠于他；今天事我，就应该忠于我，不必曲自隐蔽。”
一些能干的建文帝旧臣还受到了重用，除了解缙，还有蹇义和夏原吉等人。蹇义因大胆直言，被官升左侍郎，后进尚书。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巡狩北京时，让他辅皇太子监国。当时，因他谙熟朝廷典章制度，通达礼仪，故国家军政大事均倚办于他。因为很得成祖的信任，成祖数度命他兼理其它部事，虽职务众多，亦能应付自如。夏原吉也是一位为政事尽心尽力，大公无私之人，也受到了重用。
曾有人说黄福乃是建文时旧臣，不宜重用，成祖却说：“君臣相处，在于以诚相待，不可存疑。帝王能以诚相待则臣者乐于尽力，如果存疑则为臣者力图免责，谁肯尽心？”
人尽其才
成祖还三令五申地告诫吏部（任免官吏的机构）官员，要把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并指示吏部官员对人才要做到“人尽其才”，即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特有才能。不能大材小用，也不能小材大用。此外，还要重视人的德行。成祖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君子敢直言，不怕丢官丢命，因为他是为国家着想；小人阿谀奉承，只想升官发财，因为他是为一己私利着想。”
为了把各地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朱棣诏令对全国各州县的官吏进行考核，以9年期限为满考核，对那些在满考核中政绩卓著的官吏除嘉奖之外，都留在京城六部中任职。
礼遇大臣
成祖还时常礼遇大臣。一次翰林院侍读学士武周文外放做官前来辞行，成祖赐坐与他交谈很长时间，还赐予酒馔和行资。侍读胡广说：“陛下对待儒臣，进退之际恩礼都兼备，儒道感到非常光荣。”成祖笑着说：“朕用儒道治天下，怎么能不礼遇儒者？致远必重良马，粒食必重良农，亦各资其用耳。”
此外，北方冬天严寒，为了不让北京行宫内的群臣受冻，永乐七年，成祖巡视北京时，决定早朝完毕，大臣们可以待在右顺门内的便殿，有事奏报的官员可以依次入奏，无事者可以自去处理政务。
宽严相济
而对于一些官员的错误和罪行，成祖也非常宽宏大量。如对官吏文书中出现的文字错误，成祖认为人的精力有限，案牍烦劳，有过错是难免的，只要不是欺瞒，就可以不追究。再如都督程达犯了罪，成祖让其随西平侯沐晟立功自赎。他对侍臣说：“君子的处理之道是对于罪大恶极的绝不宽恕，对于小善也绝不忽视。作为人，谁能无过呢？重视小过而忽视大善，那会使善良的人懈怠。重视小的才能而免除大的罪恶，那会使恶人更加放纵。因此对于恶之难容者，要不考虑其才能；有可使用的，可以忽略其过错。这样做的话，善恶都不会偏离。”
成祖还曾经与侍臣谈论刑赏，侍臣说：“古人认为赏人以官，不如赏人以财。”成祖却认为，这两种作法都没有尽善。如果君王一心爱民，则二者都要重视。要知道财物来自老百姓的辛劳，一定不肯轻易给予；知道官吏是老百姓所养，一定不肯轻易授予。
在明成祖成功的吏治下，各级官员基本都能各司其职，勤于政事，行政效率也比较高，并且出现了一批治国能臣和廉洁的官吏，而这也是明成祖实现其文治武功，带来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2019-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