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先生仔细察看刚出土的文物
李济小档案：李济（1896—1979），考古学家。字济之，湖北钟祥人。192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6年任清华大学人类学讲师期间，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主持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成立后，长期任该组主任，并曾亲自主持安阳殷墟的最初几次发掘，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卓有贡献。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等。今年是他逝世30周年。
李济之先生的墓前，大理石上刻的碑文，是由他的四个学生恭请济之师老友台静农先生撰写的。这四个学生：宋文薰、张光直是济之师考古学专业的入室弟子，李亦园是考古人类学系的学生，许倬云则是台大历史系的学生，修过济之师的课，终身感激师恩。济之师谢世，已经30年；我自己也已将近80岁；今日执笔，过去的所闻所见，还是历历如在目前。
1949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同时，有不少中大、北大、清华的名师在台湾大学任教。早期的台大文学院，因之拥有空前强大的师资阵容，我们这些学生，遂有幸获得许多优秀学者的教诲。济之师是当时台大名师中的翘楚，其学术地位之崇高，使学生们都从尊敬中衍生了兴趣。
台大历史系规定考古人类学导论是必修课，我在大二时，选了这门功课，第一学期是考古学，由济之师主讲，第二学期是人类学，由凌纯声师主讲。第一堂课，济之师就提出一个问题：“在一片草坪上，如何寻找一枚小球？”同学们谁也不敢出声。他老人家慢条斯理地自己回答：“在草坪上，划上一条一条的平行直线，沿线一条一条地走过，低头仔细看，走完整个草坪，一定会找到这个小球。”他的这一段话，为学生指示了学术研究与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最笨最累的办法，却最有把握找到症结所在。我自己读书做事，深受老师的影响，一步一脚印，宁可多费些气力与时间，不敢天马行空。李霖灿先生，曾是济之师在中央博物院的部属，后来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工作，用了济之师找小球的方法，真的在《溪山行旅图》的繁枝密叶丛里，找到范宽的签名，在中国艺术史上添了一段佳话！
济之师才气高，加上思虑缜密谨慎，遂能功力深，成就大。他在克拉克大学主修心理学，在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的博士学位。然而他能触类旁通，在中国开创了考古学。济之师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学。后来他与梁思永先生共同主持安阳殷墟15次发掘工作，从实践中规划了田野工作的规矩，细密周详，至今为中国考古学界奉为圭臬。这些成就都是在才高之上，加了心细。他老人家一辈子，在学术界的贡献，除了自己的研究工作，还担起领导的责任，规划研究方向，搜集与整理研究数据，组织研究的队伍。考古学这一学门，不能单打独斗，关着门一个人钻研。中国考古学，由萌芽到茁壮，充分发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特色。济之师从考古学的肇始，即执其要领，施展其长才与功力，为这一学门，规划了几十年开展的方向。
抗战期间，史语所移到内地，傅孟真先生为了不使文物失落，不使研究队伍离散，在物质条件十分艰难时，尽心尽力，四处张罗，只求维持大家的基本生活，研究工作得以不被中辍。当时，济之师不忍弃史语所而去，襄助傅先生撑过了艰困的8年。在这一时期，由于医药不足，济之师的两位稚女因病夭折。多少年后，我曾目睹李师母思念亡女，带泪苛责济之师为什么不早早远赴美国；济之师惟有垂首沉默。只在师母情绪平静后，长叹一声：“大难当头时，只能一起挺过去，总不能弃大家而去，坐视孟真累死！可是，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师母！也对不住两个女儿！”这一番话，闻之令人酸鼻！
傅先生去世后不久，济之师从彦堂师手上接过了史语所的担子，除了本所事务，还必须兼顾“中研院”、台大、“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长科会（后来称为“国科会”）各处有关人文社会学科范围的发展，他与沈师刚伯携手合作。济之师狷介，刚伯师淡泊；却都是才智过人。二人合作，如大梁巨柱，借助内外公私的资源，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将台湾的人文社会学界，由衰败残余，逐渐稳定，再一步一步开拓发展。有了这二十余年的基础，方可有后来30年的继长增高。
济之师在学术发展上的领导之功，一般旁观者看去指挥若定，举重若轻。我曾追随济之师，听候差遣，有8年之久。通过近距离的体会，观察到他老人家在才大之上，还有心细。他筹划一事，无不狮子搏兔，尽其全力。我有幸从他的训练与督责领会到他一生办事的风格：虑事之初，必先有可以实现的目标。组织一个单位或集结一个团队，心中必先有可筹的资源及可用的人才。计划书必须周详可行，又有调整适应的余地。订立工作的内容，必须留下挥洒空间，却又须预防弊端。使用经费，必须够用而不浪费；校对细账，必须精算翔实；工作进度，必须步步追踪；审查成果，必有客观评审。这些细节，处处都须谨慎小心。预则立，多算则胜，功不唐捐。如有失误，也是必须牢记的经验。济之师经常有涉外业务，国际学术界钦佩他的学术成就，也信任他的领导能力。在国际事务上，他折冲进退，都有分寸，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不卑不亢，为中国的学术发展，争取外援，却绝对不失尊严。他老人家对我耳提面命，经常用实际工作训练我，我终身受用不尽。后来我与李亦园兄数十年携手合作，都是拜老师教诲之恩。
济之师的事功，其实与他的研究成果一样，都可借“草坪寻球”比喻说明。他的一生志业，都是创造条件，使学术界的个人，能发挥其可能，在“未知”的草坪上，寻找“知识”的小白球；同时又将许多可供研究的资料，尽量累积与保存，再经过整理，使学术资源能为研究者所用。庶几知识的累积，将“已知”推向更广阔深远的“未知”之域。
济之师是现代学术传统中的人物，他坚持从寻求“知识”累积“知识”，参与人类“真理”的永续大事。“理性”是体，也是用，体用不能分割。因此，他坚持理论与学理必须取决于证据与论证的过程。尤其是论证过程，必须严谨扎实。我想，他从研究而内化为性格与习惯，前面所说的才大而心细，正是将习性融入做事的风格。
济之师办事一丝不苟，做人也是自律甚严。例如，他一生研究古代器物，但从来不收藏古董，以免公私界限，纠葛难分。（我们这些学生，也谨守老师的诫命，不收集古物）他不喜酒肉征逐，不爱无谓乱聊，于是一般人敬畏之余，不敢接近。其实，他老人家望之俨然，接近时，却是温和可亲的君子。即使厮役有了过错，我也从未见他疾言苛责。他对音乐与美术有颇为深邃的了解与欣赏。他能弹奏古琴，也欣赏西洋古典音乐；对于书画，有自己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也有其潇洒的一面。有一次，他老人家赴美国公干，在纽约旅馆中，他邀我共餐，乃是一瓶红酒，一条法国硬面包，一条干酪。我不能饮，喝可乐代酒。他老人家一口酒，一口面包，俯视街景，打发了一餐。饭后，师徒二人又去林肯中心观赏了一个小剧团的实验剧。这种随兴的生活，方能见其真性情。
济之师的政治立场是从人道主义与理性主义建构的自由主义，坚持个人有自主性，因此有各种相踵而至的自由及权利。但是一切自由与权利，其前提是不因一己的利益，侵犯掠夺别人的自由与权利。从人类学而认识，人是合群的动物。在合群之中，群（例如国与族）不能不经个人的同意，侵夺个人的权利，群与群之间，必须尊重彼此的平等，尊重彼此的自主性。
济之师怜惜我行走不便，每次去南港，总是邀我搭他的座车同去。在车上，他会将收听的BBC新闻，挑一两条谈论（他有短波收音机，我家只有一般的长波）。他也会在阅读新到的期刊杂志（例如《星期六评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中，针对一些文章，提出他的想法。我在恭听之外，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半小时的车程，其实不够用。因此，下车后还会在他研究室继续谈论。除了讨论大陆考古新发现之外，以上的“时事”，大约是我们师生之间最多的话题了。他平时演讲，都以专业为题，很少涉及时事及自己的想法。因此，济之师与我之间的谈论，可能是我能享的特权了。在这一领域，我得益甚多，因为我们观点思路比较接近，彼此对谈，使我有从第一等智慧者印证与反思的机会。
济之师只喜欢工作，除了工作外，不慕荣华，“中央研究院”院长多次出缺，他常常代理院务，却始终拒绝出任院长。他以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始终不支持蒋介石的专制及国民党的威权，只因为他无所求，他才能在蒋氏面前，不卑不亢，泰然自在。这是从智慧延伸的自尊，智者与勇者，本是一体。
他老人家的终生志业是锲而不舍地追寻知识与真理，他的人生立业，是在工作的过程，一个开放的，而又时时面对挑战的旅程，乐在其中，他也因此除了音乐与偶尔品尝好酒之外，别无其他娱乐。如前文已提过，他性不随俗，行不从众，不喜欢无谓的酒肉征逐，无聊的应酬交际。一般人对他的印象，望之俨然，因此也不敢亲近。在人丛之中，他是寂寞的，也是孤独的。这种形象使一般人以为济之师十分傲岸。他的才气高，功力深，成就大。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必是招致嫉忌。于是，一般人的传言，李某眼高于顶，看不起人。别有用心者，更会故意传言：“李某看不起某人某人。”济之师一生，背了不少莫名其妙的仇视与怨怼。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是千古以来才俊之士难逃的命运，也是世间常令人扼腕的憾事。
济之师晚年，心情相当落寞。1960年代晚期，台湾气氛极恶。威权体制的爪牙，四处摧残他们所谓“分歧分子”。台大先受打击，“中研院”是下一个目标。1970年我应邀来美担任访问教席，本是一年聘约，为此不能回去。在所内，又有一些风波。从那时起，济之师不断遭遇内外的困扰。济之师为此厌倦，遂放下了职务。我在1974年以后，每年开始，几乎年年返台，必去温州街请安。他老人家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青光眼，诸种疾病，起居饮食，颇多限制，视力已不胜阅读，所有能做的，只是戴了耳机听收音机。平时上门宾客本来不多，几位老友，又均年迈，不常来往。他的研究工作，本来是他身心所寄，那时也已停顿。他老人家心情的落寞，可以想见。我每次告辞，他总是说“下次再多谈谈！”又说“不知还有没有下一次了！”分手之时，常是一声长叹。
大约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提到他当年草坪寻球的譬喻。那次，我们的谈话主题是大陆的许多考古发现。他列举了良渚（还提到施昕更先生的发现）、湖熟、屈家岭、大汶口（又提到梁思永先生与龙山文化）、红山……那些文化的意义。他指出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且相当明显。他老人家回到草坪寻球的譬喻：“真会找球的人，不是找答案，而是找问题，让问题牵出问题。一大堆的问题出现，‘草坪’也就不一样了！”这一时刻，他半闭的眼睛，又有了摄人的精神。这是我长久记忆的场景：一位智者，将由知识升华为智能的瞬间！
我今年也将近80岁了。从大学二年级修济之师的课至今，将近一个甲子；我有幸追随他老人家八年之久，更是人生难得的缘分与幸运。这篇短文，是我向学术界提出的见证：一个终生献身于学术工作的巨人，如何将生命与工作，融铸为一体！
200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