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李宁，我今天又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过大年的每一天，也要来向领导请安，来汇报，来讲我们龙口市的杀人犯，我妈妈被活活打死已经十五年了……”
东京。2024年2月11日，农历新年初二。李宁离开家，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这是她在大使馆前持续抗议的第8个月零23天。
今天是2024年2月9日，年三十了，我又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领导们报道了，请安了，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向领导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在这新的一年里，祝领导们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新年快乐，阖家欢乐！
我已经坚持驻守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前整整第8个月零21天了。…今天是2024年2月11日，大年初二了，我又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领导们报道了，整整第8个月零23天了。… pic.twitter.com/LGrUjrmlh3
李宁是中国成千上万维权者中的一员。为了给因上访而死去的母亲伸冤，从2009年开始，维权行动坚持了14年。2022年李宁离开中国来到日本求学，仍然延续了国内的抗争行动，每天从住处来到位于东京闹市的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她说：
“我妈妈这案子14年了，还在进行中。刑事判决之后有个国家赔偿。（说是）涉及国家秘密的案子，连向我们（家人）道歉也是国家秘密，不允许公开。我非常气愤。我想能做什么？（只能）从自己的声音方面（发声），让更多人知道，不能因为搞成涉及国家秘密的案子，就被消失，就被掩盖，看不到真相。即使法律不彰，只能通过自己的呐喊去揭露。”
中国民间的抗议空间近年来不断受到挤压，李宁14年的抗争经历反映了普通公民在利益博弈中，在司法救济途径严重缺失的环境中，为维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
“让中国每个人都知道”
李宁的母亲李淑莲生前是家乡山东龙口的“老上访户”。因对店铺租赁纠纷的处理不满，李淑莲2002年开始上访。
2009年是李淑莲上访的第7个年头，这一年建国60周年大庆，李淑莲在北京的上访活动令地方政府不安。前维权律师刘晓原说，很多访民选择在重大政治活动期间到北京上访，目的是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上访者的活动会影响政绩，因而会招来地方政府的报复。
当时与李淑莲在一起的访民侯女士说，2009年9月3日，在北京南小街的暂住地，李淑莲被来自家乡山东龙口的政府人员，抓回了龙口。
家人再次得到李淑莲的消息是一个月以后。10月3日，东莱街道办事处通知家属：10月2日晚上11点，李淑莲在南山宾馆的6113房间上吊自杀。
消失一个月的李淑莲为什么出现在南山宾馆并且离奇死亡？2010年12月龙口法院作出的一份判决中披露了有关背景：2009年9月27日到10月2日，龙口东莱街道办事处在南山迎宾楼宾馆6113房间对李淑莲进行集中学习教育，期间，不服管教的李淑莲遭到了保安殴打，“用电警棍电击，用沾水的毛巾抽打臀部”，龙口法院宣布负责看管李淑莲的三名保安有罪，其中赵焜被判两年，后保外就医。王利男被判一年半，鲁旭判二缓三。
这个判决更像是给这起死亡事件找替罪羊：审理一直对死者家人秘而不宣，直到3年后的2013年1月，李宁等家人才获悉有此判决，2013年5月21日，他们才看到案件判决书及卷宗。
李宁回忆说，“见到妈妈是在殡仪馆。化好妆。脸上涂着胭脂和口红。脸是肿的。我看到妈妈遍体鳞伤。”
地方政府要求家属尽快火化李淑莲的遗体，被拒绝了。家人想弄清楚：为什么东莱街道把李淑莲限制人身自由关在宾馆房间？李淑莲离世之前都遭遇了什么？谁操纵了这一切？
李宁回忆说：
“（当时）不知道哪些部门参与的，不知道哪些领导干部，任何信息没有，对于我们全不知道。就是知道妈妈死了。今天拿到卷宗，才看到这个案子，公安、法院、信访、街道（都参与了）还原了这个过程。15年前都不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告诉我们，我应该怎么办？”
那年李宁22岁，妈妈上访了7年，李宁在妈妈死后才开始接触这个案子，看到妈妈生前写的上访控告信，了解了事情原委。她笼统知道妈妈是从北京被抓回龙口，再就是地方公布的自杀结果，其他“完全是空白的”。
2018年9月6日，山东访民李淑莲怀疑被殴打致死案开审，蓬莱市当局在法院外面设置警戒线。（李宁独家提供）
李宁认为，母亲的死亡真相被掩盖了。为防止家属闹事，当地出动大量人力贴身维稳。李宁趁乱跑回北京。李宁认为，只有让社会关注，才能倒逼公权力吐露真相，拿到证据。
李淑莲生前上访的时候，在北京一些热心市民和记者的帮助下在网上发布过上访材料。那时博客在中国流行。李宁也开始使用论坛和博客发布消息，呼吁外界关注母亲的死亡。
“在2009年，应该是博客、还有天涯论坛、还有腾讯微博、新浪微博。只要能发声的平台（都在发布）。”“妈妈的案子，没这么多证据，一纸文书也没有。只能把这个事情妈妈被打死了，在网上发这些。其实是一个行动，做什么都需要公布，相当写日记，每天发生什么事情，随时公开公布的。”
她一边在网上发布维权行动，一边开始上访。“（去）国家各个相关部门，然后雪花般邮寄信件，我每天都在记录每条司法途径，把所有的声音发出来，我的遭遇，被抓被打的图片视频，发出来，把自己公开化，伸冤公开化。我今天碰到了谁，他们怎么和我沟通对话，所有一切。我也找了媒体，妈妈的案子发生在60年大庆，中宣部禁止报道，没有渠道发声，我们想到了所有的一切，就是通过自己发声，我给自己的要求，今天让10人知道，明天让20人知道。要让中国每个人知道。”
“那一次经历消除了我的全部恐惧”
除了持续地在网上发布维权行动的信息，同审查和删帖赛跑，李宁采取了比母亲更加激进的方式来抗争。
李宁为人所熟知的是，2012年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会期间，她经过层层安检，闯入了戒备森严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广场，她脱掉衣服，裸跪喊冤。她说，“我要用我的身体来证明母亲死的很冤。”
调查记者王克勤率先在博客上发布了“人大女生裸跪喊冤”的消息。“人大女生”的身份，“裸跪”情节，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很多人记住了李宁悲愤哭泣的特写照片，数万人在微博上关注她，数百万次转发。
前维权律师刘晓原对当时转发的李宁裸跪的帖子印象深刻。他说，2012年以前，很多案件都是通过网络引起了社会重视和办案机关关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
“社会维权人士通过网络关注社会事件和具体案件（当年）比较流行，能够驱使案件引起社会和办案机关重视，包括我就是这样，像杨佳案子，云南躲猫猫事件，钱云会案等，这些事件都是。”
这一跪也撼动了公权力。李宁要求追究东莱街道办事处的刑事责任，一直没有回音。裸跪事件之后，龙口法院终于立案——只是延迟了4年多到2017年也没有开庭。
从2012年9月开始，一批维权律师帮助李宁运用司法诉讼手段维权。2013年5月22日，律师对涉嫌滥用职权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向龙口检察院和公安局提出控告。结果石沉大海。
李宁说：
“在法律程序上一直在走，去讨回公道，因为连犯罪分子都不知道，只能依靠法律，依靠程序，但是作为被害人一方，妈妈涉及当地政府，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反而受到打压和迫害。”
2014年3月8日，李宁在新华门前喊冤，被警察送进了马家楼救济中心，龙口政府来人把李宁押回龙口。她回忆说，14名身份不明的人，9男5女，戴着口罩，李宁被压在座位下，用胶带绑住手脚，上厕所也不被允许。她说，“我终于领悟到，我妈妈也是这样被抓回龙口的，我妈妈被打死了，现在又轮到我了。”
车子开了10几个小时，凌晨3点半送进了龙口市公安局。期间警察给她做心理测试，看看她是否有精神病。最后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行政拘留10天。
2014年，李宁刚从拘留所出来，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在拘留所外守护了10天。（微博）
这一次经历对于李宁是个转折点，之前她也担心安全问题，一次次的截访和镇压过后，反倒坚定了她的信念。
李宁：我必须每一天喊出来，我才感觉自己活着。我去天安门，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国家各个部委，那时候有劳教制度，就会扣上这个罪名，久敬庄和马家楼有黑监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被抓进去，最坏的结果，就是我妈妈的样子。
“公权力和国家力量对老百姓的迫害”
在李宁不断行动和律师团队努力之下，2014年11月，烟台市中级法院二审，撤消了龙口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定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审理中，意外披露了李淑莲的非法拘禁，是当地政府统一部署的行动，东莱街道办事处只是具体办事机构，龙口很多职能部门都参与其中。在2009年8月18日专门召开的针对李淑莲上访问题的维稳会议上，地方政府开会讨论了对于李淑莲的处理。主持会议的官员是龙口市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研究确定了东莱街道作为李淑莲案件的牵头单位，市法院等单位作为配合单位。这显示，李淑莲遭拘禁，是当地政府一手策划并组织实施的。
李宁说：
“一级政府怎么行使的手段，集体开会，市委牵头，政法委书记坐镇，所有部门都参加。818会议上，有专门负责运输的，往来北京的，有出线的，有专门安装监控的。每个时间点，谁交接，每一项都清楚，无法想象这种流水线式的对老百姓的迫害，可以这样理直气壮，用公权力和国家力量（组织）对老百姓实施的迫害。我看到了很震惊。”
“即使没有结果，也要努力去走”
在持续地揭露下，2017年，李淑莲死后的第8年，案件突然发生转折。
2017年8月27日，龙口市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对东莱街道办事处的杨新军、谢守泉、王焕磊故意伤害案中的部分事实作出变更，认定三人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授意、默许殴打、致他人自杀身亡，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刑事责任。
变更起诉半个月后，该案实现了异地管辖。9月12日，龙口市法院发出通知，称根据烟台市中级法院的《指定管辖决定书》，该案已改由蓬莱市法院审判。同时非法拘禁并指使保安殴打李淑莲的龙口市东莱街道党委书记尚德松等四人也被起诉至蓬莱法院。
上海律师斯伟江分析，李宁的案子出现转折，可以推测是某一位领导的看法起了作用。他表示，上访人员的包青天情结，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是符合这个体制的逻辑的。又说，但包公实在资源有限，就算千手观音，也就一千只手，而我国有十四亿人，恐怕只有包青天情结死了，中国的法治才可能走向正常。
2018年9月6日，李宁上访9年后，李淑莲被非法拘禁致死一案终于在蓬莱法院开庭审理，法院以“涉及国家机密”为由进行不公开审理，李宁的代理律师被要求签订“保密协议”，而李宁则被拒之门外，无法参加庭审。
2018年12月28日，李淑莲的女儿李宁被禁止进入山东蓬莱市法院听取判决。（李宁独家提供）
同年12月28日，蓬莱市法院二审做出判决，四名官员——前龙口市东莱街道党委书记尚德松、前办事处主任杨新军、前党工委副书记谢守泉、前办事处工作人员王焕磊被判刑，最高刑罚为8年，最低刑罚是判3缓3，当庭释放。另赵焜、王利男、鲁旭涉嫌非法拘禁李淑莲一案亦同日宣判，分别被判4年至8年有期徒刑。
李宁认为判刑过轻。特别是共同参与非法拘禁的龙口市法院、信访局以及龙口市公安局的官员并未得到追究。
2021年12月29日，李宁的代理律师来到山东烟台中级人民法院，就李宁母亲李淑莲行政赔偿一案要求立案。在申请尸检的过程中，律师发现了更多疑点，判决书依然认定李淑莲为自杀。但是律师发现，做出自杀结论的现场取证多处涉嫌伪造，质疑李淑莲是被打死后伪造了自杀现场。
2023年6月1日，烟台牟平法院开庭审理这起国家赔偿案，但李宁要求的直播开庭、公开审理未获批准，而她的最终诉求：改判死因、公开道歉，公开赔偿等，仍有待烟台中院后续的开庭审理。
徐昕律师对李宁多年来的坚持印象深刻，他表示，“由于李宁和律师的坚持，甚至可以说，上访者被打死的概率在下降。这是李宁案的更重要的社会意义，或许可称为‘李宁效应’。于个案，我希望李宁能抓住那看不见的手，最终为母伸冤，实现正义；于制度，我更期待上访制度能彻底改革，或者取消，代之以独立、公正、权威的司法系统，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冤案。”
曾经帮助过李淑莲的纪录片导演老虎庙评价李宁“维权特别激烈，特别执着”，他说：
这么多年了，一般人磨也就磨得没劲了。但是她始终不移。
李宁说：
“我现在维护权利的时候，我没有目标的。法律摆在那里，卷宗在那里，应该怎么做，就去做。我对结果从不抱任何希望。犯罪分子还逍遥法外。必须按照法律程序之内的东西，尽全力走完程序。即使没有结果，我也要努力去走这个程序。我用了15年的青春去走。”
维权空间越来越小
李宁观察到，这些年利用网络和自媒体维权的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
“2010年那时候是博客时代，后来进入微博时代，发声会引起关注，会得到政府关注，（后来出台了）微博转发评论超过500条，可能造成网络寻衅滋事。那时候开始引入罪名，很多人转发引起关注超过一定阅读量，也作为罪证。所以言论（空间）没有那么好了。”
李宁的微博账号曾经拥有数万粉丝，她去山东省政府静坐、直播抗议之后，2017年9月微博账号被封了。她说，“（根据新罪名）可以以寻衅滋事的方式管起来判刑，扣上帽子，而且顶格判。制度上收紧了，不再允许随意发声。”
前维权律师刘晓原说，随着对自媒体管控日趋严格，网上维权的空间越来越小，“尽管也有律师在网上发布，但是确实比较少了。管控很快，帖子一发出来就屏蔽了。接到举报还会关账号。想通过网络为敏感案件发声很难了。普通事件当然还可以，涉及到公权力的案件，很难了。大的社会事件不会了。”
老虎庙认为，“访民还是不断在产生，但是社会舆论控制，本来有人报道，现在报道不出来了。大家也不选择这种路径了。”
特别是随着高科技的介入，公民维权愈加困难。因为频繁维权和上访，李宁发现，自己被当局列为了“极端上访人员”名单。
她说，“我是极端上访人员，我只要去火车站、地铁，（系统）红色标示报警，一直跟着我。我在北京基本没去过任何地方，比如去密云跟大家一起活动，刚登记完酒店，警察就到了，把我们盘问一顿、把所有一切审一遍，这是给别人造成麻烦，我这样的身份，知道是极端上访者，尽量避免（活动），我从山东再回北京，只要到了入京口，不管大巴火车飞机，需要身份证，系统都会报警。”
刘晓原说：“去过北京的老访民，管控很严，我有当事人就是这样，有些坐火车坐不了，重点人员买火车票就知道了，往北京的票，哪怕不是去北京的票，也找你。到了北京以后，全是实名制，驻京办截访（很容易）。”“银行卡，手机信号，身份证，都知道。到国家信访局登记，马上就知道了。”
他介绍，“现在信访条例改了，当地问题当地处理，这更容易截访，访民反复上访，还是不相信地方。特别像房屋拆迁、土地征用，双方谈不拢。有人去北京上访，去国家信访局登记，登记了50多次，就说他寻衅滋事，上访被判刑的也多。过激行为也麻烦，有些地方去北京上访多次也会被处理。”
他说，去年北京开始重提枫桥经验，就是要求问题消化在基层和当地，结果造成更大的截访，“问题涉及到地方政府，怎么能处理？访民坐牢出来还是上访，问题没有合理解决。地方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更多的只是调解。”
“有行动，才会有空间”
李宁的维权之路走了14年。一路上，她见到无数维权者，付出巨大成本，但是收效甚微。更有一些人如母亲付出了生命代价。
李宁在与保安交涉。（李宁提供）
李宁回忆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被抓回龙口前的6月28日，她陪妈妈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妈妈是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她在前门买各种瓷器，要给哥哥准备结婚，只要好看的就会买，她一直住在南小街，啥也没有，那时候妈妈上访时间太长了，把家里东西都亏空了，吃得很简单，我买了电磁炉，锅、菜板和刀，起码能吃个热乎饭。海边的山东人喜欢吃海鲜，我买了海鲜，虾，螃蟹和骨头，做蛋糕，陪她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妈妈死后，因为上访，单位和李宁解约了。“上班导致我没时间上访，上访就要请半天假，一去上访，昌平信访局就找到单位，无解了，最后把我开了。”很长时间她感觉压力重重，“我感觉已经面临死亡，我妈妈已经死了，他们威胁我回家，把我抓回去，那时候心情很紧迫，担心龙口把自己塞进面包车抓回去，把妈妈强行火化，每天做梦都是这样子。”
李宁对中国特色的上访有了更多的切身体会，“上访就像墙上画个假门，以为去了就解决，我认为跑到北京就会大白于天下，完全不知道，没有路可走，法律程序也没有。去国家信访局，都是山东和龙口的人接待，那里有驻扎的各个省市的人，跟我聊理想，聊找对象，劝我好好过日子，你人大毕业，人长得漂亮，你妈妈已经死了，你不能步后尘，全是这样。所以，我知道上访没有用，司法也走不通。”
很多人劝李宁放弃，她没有停止抗争，“不甘心什么都不做，只有做事情、发声，才会推进这个案子，只有行动才会有人关注。如果没有行动，就没有空间。”“只要去做，所有的一切会有一个反应和效果。”
经过14年的维权洗礼，李宁已经熟练地成为半个法律人。上访之余，她自学了法律，拿到了律师执业资格。来日本也是学习法律。她说，自己还是选择相信法律，只是在中国，“司法都是摆设，可以胡作非为，法律写的很好，到了社会不执行，铁板一块，没有人维护司法公正。”她希望自己努力一点点去改变。
频繁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是否担心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报复，进而影响到案子的后续处理？
她答：“来日本留学也不是为了伸冤，真的是想要学习，但是这案子一直在进行中，我是当事人，即使在国外，我也是当事人。对于我来说，要通过自己声音来发布感受和案件进展。站在（大使馆）那里，通过这个方式，告诉大家，一个普通人，不可以随意剥夺她的生命。”
8年前，李宁所做的一切都像是无用功，现在案子重新进入了司法程序，但是依然困难重重。她说，“只要去努力，不要追求结果。结果不是我能够左右。如果当初听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没有钱没有权，怎么能把坏人绳之于法？这个案子就基本不可能出现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记者：宋丹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