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本名查良铮,一九一八年出生于天津。一九三四年将“查”字一拆为二,“木”、“穆”谐音,开始用“穆旦”作笔名。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诗文创作。当时强寇侵凌,平、津首当其冲,年青的诗人热心抗日救亡活动,写下了《哀国难》,“洒着一腔热血”大声疾呼: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一九三五年秋,穆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两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清华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这片被称为“振兴并发展中国新诗的新垦地上”,穆旦得到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燕卜逊等人的言传身教,深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全面现代化的诗风。
一九四二年春,西南边陲告急。中国远征军在昆明组建,二十四岁的爱国诗人走出学府,随军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他亲历了缅甸战场与日军的战斗,随后又在大撤退中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野人山重峦迭嶂,原始森林瘴疠横行,官兵断粮断水,穆旦九死一生撤至印度。过了三年,诗人才根据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写下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长诗是以《葬歌》终结的: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在这里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这首椎心泣血的长诗,它不仅是对胡康河上的白骨深情的祭奠,也是纪念千千万万为抗日而牺牲的将士的史诗。但是,爱国从军并没有给劫后余生的诗人带来英雄的光环,后来在“新中国”倒反而成为他的“历史问题”。
一九五二年底,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诗人又怀着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操,一相情愿地偕夫人周与良博士兼程回国。次年五月,他们俩同时应聘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满以为从此可以安心报效祖国了。穆旦秉性耿直,遇事往往仗义执言,在那“黄钟毁弃,瓦斧雷鸣”的年头,自然不能见容于那些为虎作伥的宵小。仅仅一年多之后,那被轻描淡写地称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漫长岁月就开始了。
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诗人成为“肃反对象”,受到批斗审查,参加“远征军”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一九五七年春“整风运动”开始,穆旦接受回国后几年来“祸从口出”的教训,在“大鸣大放”中守口如瓶,总算逃过了言祸,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一顶“右派”的棘冠。
可天真的诗人哪懂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五七年二月,发表长诗《葬歌》,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却受到“个人主义”的讥评。五月七日,穆旦在《人民日报》发表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右”中受到批判,被迫写了检讨。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厄运的序曲。一九五八年底,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凭空扣在了穆旦的头上,“机关管制三年”,而他的“反革命罪证”正是当年爱国从军,参加抗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贱民生涯,株连全家。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穆旦被多次抄家,被关进了“牛棚”,受尽折磨,亲友回避;妻子周与良也被诬陷为“有美国特务嫌疑”,关进生物系教学楼半年。
一九七七年中国传统新年前,穆旦因腿伤在天津入院手术。不料,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心脏病突发,二十六日凌晨病逝,这是多年来身心备受摧残的必然后果。诗人享年仅五十八岁,与忧患余生的诗圣杜甫同龄。
2024-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