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8日，中国边防警察在山东省青岛港监视一艘大型货轮。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Christopher Balding撰文／信宇编译
尽管中共大肆宣传，然而很少有人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这些数据声称2023年中国GDP增长率超过5%，并计划在2024年实现类似的增长。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众多原因之一是中共多年来对私营企业的打压。
中共政府这次会兑现支持自由企业的承诺吗？
中国经济面临一连串结构性问题，且难以解决。中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结构崩溃，其规模之大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目前的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从14亿减少到5.5亿左右。在对GDP有贡献的总人口数量下降且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GDP总量将很难保持增长趋势。
分析家和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政策解决方案之一是促进私营企业发展。大量证据和研究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民营企业的衰落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之一。
这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企业家的成功也不是因为国家，他们没有得到国家资助。即使是像华为这样现在被认为是中共中坚力量的企业，在早期的发展中也不得不争取即使是最小额的银行信贷，并自筹资金。即使是主要的出口创汇部门，从国有银行获得的帮助也微乎其微。
中国和国际社会众多经济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私营企业是中共经济创新和规范使用资本的重要源泉。中国的新企业和私营企业具有明显更强的创新能力，然而随着企业的发展，创新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下降，从而要吸引更多的国家支持并获得更多补贴。我们在其它方面也看到了国家驱动的低效率。当中共宣布对某些行业提供优惠融资时，就会引发繁荣与萧条的恶性循环，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公司匆忙进入这些提供优惠融资的行业，只是为了获得大量资金和补贴。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企业的大量外流，和仅靠吸纳国家补贴企业的亏损。
更令中国企业家担忧的是，企业建立起来后，却面临着企业被没收或主要管理人员锒铛入狱的危险，这与在中国派驻人员的西方企业一直具有的担忧并无二致。企业家们对国家的高压政策表示担忧，从COVID-19全球疫情引发的封锁摧毁了众多企业，到国有银行融资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剥夺了对民营企业必要的资金支持。此外，中共党建和纪检部门直接进驻民营企业，可以监督最日常的企业事务，这也加剧了民营企业的担忧。
中共宣称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至于能否取得实际成效，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2023年9月，大权在握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宣布成立民营经济发展局。如今近半年过去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政改措施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让一个强大的极权统治机构负责民营企业发展局，从而统管全国范围内的民营企业，这似乎有悖常理。从历史上看，共产党从来都不是私营企业的忠实支持者。
中共最近宣布正在起草一部支持民营企业的法律草案，然而具体细节仍然不甚明了。此前有新闻报导称，中共官方计划要求国有企业设立人民武装部，这不禁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红色中国。对于中国及其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仍然存在一个死结：中国究竟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自由市场的？俗话说，一个女人不可能只是有一点怀孕：要么怀孕了，要么没怀上；同样，一个由专制政党领导的国家也不可能只是有一点共产主义色彩，要么是共产主义的，要么是自由市场的。
那么，这个死结能解开吗？
这似乎不太可能。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前提是，在党魁的个人领导下，共产党对中国的一切拥有绝对控制权。如果共产党拥有绝对权力，可以对人民或公司不受约束地行事，那么自由企业的理念就不可能存在。私营企业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国家的一时兴起和需要，而不是基于其固有的生存权来运作。只要中共宣称主宰着中国的灵魂，私营企业的发展希望就将是渺茫的。
古语有云：“一仆不侍二主。”由于中共要求全国臣民将侍奉共产党至高无上的地位放在首位，那么私营企业也就不可能将其所有者和雇员的利益作为第一考量了。
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富布赖特大学（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涵盖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和技术等。他是总部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政策研究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级研究员，他曾在中国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后来移居美国。
原文：Can Communists Support Free Enterpris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