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艺珈伊是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个女企业家，2016~2019年先后承包了六盘水市水城区的10个政府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马艺珈伊总共垫了2.2亿元。后来因为政府资金不到位，不能按照原来签订的合同规定支付工程款导致项目烂尾。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16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和2023年发布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的规定，施工单位不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为了支付农民工的工资，马艺珈伊变卖了自己的房产和汽车。但中国的法律和政策并没有规定政府不能拖欠企业的工程款，所以马艺珈伊为了追讨自己垫付的2.2亿元工程款，聘请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律师团队，足足追讨了八年也没有要到。不但没有要到钱，马艺珈伊和她聘请的律师团队，全部都被政府投进了监狱。
事件曝光后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像马艺珈伊这样因为政府拖欠工程款而倾家荡产的人在中国大有人在，比如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县的戴克健，他因承建县教育系统廉租房、校安危改工程被政府恶意拖欠443万八年之久，无数次讨要无果，上访又被拘留。2015年，因6名特困工友家有重病人，急需治疗，他被逼通过卖肾支付欠款。
很多人通过承包政府工程发财了，同时我们又看到很多人因为承包了政府工程而倾家荡产。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大有奥妙。能够通过承包政府工程发财的，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政府官员自己的亲属或密友。
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奇观，每一次地方大员调动时，也会有一群老板像候鸟一样跟随而去，这些老板就是这位地方大员的金库。在他权力范围之下的政府工程，资金到位没有风险的，就会通过操纵招标程序交给这些老板承包，资金不到位隐藏风险的，就会向社会“公平”发包。马艺珈伊和戴克健就是这种“公平”招标的牺牲品，最后都成了政府镰刀下的韭菜。
韭菜们之所以会上政府的当，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签约双方地位不平等。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信息的不对称，政府有权把承包商的施工资质、资金实力、施工业绩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承包商却没有权力去了解政府项目背后的真实信息。中国是官本位国家，再有钱的人在政府官员面前也是奴隶，在政府那里能够得到一个项目，那是含有“赏”的意思。这导致承包商不敢、也不能去了解政府项目背后所隐藏的风险。这就为政府从事合同欺诈提供了便利。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总是大上项目，对于资金到位的项目就让自己人承包，对于资金不到位的项目，就找一家资金实力雄厚的承包商，哄着他（她）把项目做完。项目做完了政府官员就有了业绩，至于资金最后能不能到位无关紧要，反正承担损失的是承包商。其实这就是合同欺诈，但法律对政府的合同欺诈行为没有任何惩罚。
马艺珈伊成了网红，可是她自己却不知道，因为她正被关押在看守所。yibaochina.com
烂尾的鞭陀小镇项目（图片来自网络）
2016年戴克健讨债中国行（图片来自网络）
二是因为招标过程人为操纵严重。中国实行的招投标制度表面上和文明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可本质上却完全是政府官员说了算。给谁中标，政府早就给招标公司交了底，甚至中标单位的投标文件都是由招标公司暗中帮忙编制，或者发标单位的评判标准是由中标单位来提供。这种情况为政府设置陷阱提供了极大方便。
三是政府官员永远都不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中国实行五年任期制，五年之内，为官一任，祸害一方，五年期满拍屁股走人。如果有了“政绩”，则随时可以外调或高升。虽然承包合同上盖的是政府的印鉴，可本质上承包商却是和政府官员个人签订的合同。旧官一走，新官不理旧账。即使告上法庭，法官也不能拍卖了政府的办公大楼去还债，何况法官本身并没有独立性，他们只不过是穿着另一套制服的政府公务员而已。一方面对政绩的渴求激励着政府官员大上项目，另一方面对他人造成的损失不用承担法律责任，这就激发了政府官员只管签合同不管后续付款的心态。其实这种从签合同时就不打算履行的行为是典型的合同欺诈，个人或民营企业这样做不但丧失信誉，而且很可能已经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中共政府这样做却无损于其权力，哪怕早已信誉全无，仍然可以靠专制权力强买强卖，骗得了就骗，骗不下去就露出强盗本色。
现在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各地政府越来越陷入经济困境。中共不去改弦易辙通过法治和自由促进经济活力，反而依仗不受监督的权力更加肆意的侵害公民和社会利益。马艺珈伊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说明中共政府已经到了强骗的穷途末路。
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早在其1689年出版的《政府论》一书中就指出，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是让它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可是共产党专制政府却完全不屑于履行这样的职责，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和人民都成了他们发财致富的工具。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完全得不到保护，只有推翻共产党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改变这样的现状。
